中文名：中华民国

外文名：RepublicofChina

简称：民国

所属洲：亚洲

首都：南京

主要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北平、重庆

国庆日：10月10日

国歌：中华民国国歌

官方语言：普通话

货币：银元、法币

时区：UTC+8

政治体制：总统制共和制

国家领袖：孙中山、蒋介石

人口数量：约5.4亿(1949年)

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

主要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

道路通行：靠右行驶

地理位置：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

成立时间：1912年1月1日

由于海洋和大陆之间热力上的差异，而造成显著的季风气候，加之土地辽阔，地形复杂，中国各地气温和雨量相差很大，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夏季全国普遍高温，冬季北方干冷，南方暖湿。

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有关的地区各种不同的自然特点，使中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平原地区，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和油、麻、糖等经济作物；在山区生产茶叶、桐油、蚕丝、药材等。草原放养牛羊马驼，森林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以及福建、台湾等地。煤、石油、铁遍及全国。其他矿产也异常丰富。

区划沿革

第一次为民国初年。民国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仍沿清季之制，全国设23省，省下实行省、府（州）、县（州、厅）三级管理体制。1913年1月，袁世凯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地方各级行政官厅组织令》，废除旧有地方制度，改设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共分22个省。各省之外。另设5个特别行政区，除在京城设京兆特别行政区外，以山西省长城以北原来归化等12直隶厅旧地，以及内蒙古河套内外的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诸』生旗牧地设立绥远特别行政区；以直隶的原承德、朝阳二府和赤峰直隶州旧地，以及内蒙古昭乌达、卓索图二盟牧地设热河特别行政区；以川边、滇边毗邻西藏等处划为川边特别行政区；以直隶口北道的独石、张北、多伦诸地和绥远的丰镇、兴和、凉城、陶林4县，以及内蒙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牧地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及宁夏、青海两个地区，共32个一级行政区划。省和特别行政区下设道，道下设县。对蒙古和西藏地方基本沿用清代旧制。蒙古地区漠南采用盟、旗制，漠北采用部(盟)、旗制，西藏采用宗、豁制。1914年全国计有道92个，1920年增至96个。1914年全国有1740县，加上旗等县级机构209个，计1949个三级行政区，到1920年，全国共有县1885个，另有设治局、旗223个，计2108个三级行政区。

第二次为北伐战争胜利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在全国废除道级区划，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1928年6月21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将京兆原属20县并入河北省，将口北道划入察哈尔。1928年9月5日将热河、察哈尔、川边4个特别行政区、宁夏护军使及宁夏道所辖区域分别改设为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西康5省。同年10月将青海地方和甘肃省西宁道所辖区域改设青海省。1929年1月30日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全国省级机构达到28个，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1932年国民政府实行首县制，作为地区召集单位。同年10月普遍创设行政督察区，又称专区，专区不属行政区划，而是省的派出机构。1938年在国统区15个省内设有142个专区，到1947年达到209个。

第三次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东三省改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同时台湾省回归祖国，全国省级单位增至35个，另有外蒙古、西藏两个地方。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47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12个与省平级的院辖市，全国一级行政区划达到48个。县级区划，截止到1947年6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除西藏地方外，全国共有2016个县，57个普通市，40个设治局，1个管理局，132个旗盟，共计2246个县级区划。

1940年前，国民政府将县分为3等，1940年后则将县分为6等。

宪法

参见：中华民国宪法

国徽

中华民国三军统帅旗

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与周边国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自清代与苏俄于新疆、蒙古、东北、与英国于西藏就不断有边境冲突发生。

中华民国于北洋政府时期曾派遣少量军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西部边界与苏联、英国等一直存有歧见与冲突，部分问题甚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还以武力方式解决。

民国银元

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交通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

参见：中华民国外交部

中华民国外交部，为主管中华民国外交及有关涉外事务之最高机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将清朝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理藩部因各族平等而裁撤。

中华民国外交部最高领导职务，北洋政府时期称“中华民国外交部总长”，国民政府时期称“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中华民国外交部旧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等单位所在地。

思想

中华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有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都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方面，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

文学

文学艺术方面，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从五四时期起，白话文开始代替文言文，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崇尚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

民国年间人口约4亿，以汉族人口居多，占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0%。

民国时期的38年，只是历史上短暂的一瞬，这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稳定的过渡时期。在人口发展史上，它同样也只是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人口数据不完整也不准确。经过多种数据的综合，大致可以知道1912年的人口数为41964万，1949年为54167万人，基本上处于缓慢增长状态。民国的人口有几个特点：人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当时全国的死亡率为2.76%，华南地区为3.04%，四川为4%，而婴儿的死亡率则更高，达到15.6%，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城市也不过是40岁。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男：女是110：100。人口密度不平衡。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江苏增加到379人/平方公里，而西北则荒无人烟，新疆地区为2.38人/平方公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包括汉族和50多个少数民族。民国年间人口约4亿，以汉族人口居多，占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次之，人口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10%。

中华民国坚持平等和自由“五族共和”。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建构“民族—国家”的内在需要，民族分类与识别工作本身就是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提供学术支持；同时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借鉴西方民族学知识建构起来的民族分类标准也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科学标准。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承续了民国时期的民族分类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发端是民国时期的贡献；制定今后民族教育的政策也是吸取民国时期在民族教育政策上的深刻教训。

代表资产阶级的民国政府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趋向以法律治理民族，制定了以民族平等、自治、 实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客观上说具有整体系统性、时代发展性和历史进步性等特点；但其阶级本质又决定着其民族政策带有极大的欺骗性、虚伪性和空想性。从根本上讲，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可能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最终连同民国政府一起走向失败。

主词条：祖先崇拜、三教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宗教发展较蓬勃的国家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基督教新教和道教在中国的信徒数量最为庞大。中国的宗教文化，有“儒道释”三教之说；一般的中国人，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都受到儒、道、释三教思想的影响，称之为中国民间信仰。现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

辛亥以后，大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其中大多数人朝气蓬勃，年青有为，热心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们大力宣传科学的伟大力量，传播当时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面对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他们喊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在民国初年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形成一股新的思潮。

1912年，地质学家章鸿钊首先呼吁成立地质调查所；同年高鲁着手筹办中央观象台；1928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随后北平研究院及各研究所也相继成立，此外还有几所民办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研究院所的成立是中国科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专业科技队伍，他们是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科技事业的中坚，是复兴中国科技的保障。

自1912年至1937年间，不过25年的时间，各种学会组织达到110多个（不包括医学部分），涉及到近代科学技术的广大领域。某些学科如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等在个别领域中曾取得了一批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在工程技术方面，可以仿造万吨级轮船、较先进的飞机、汽车、各种机床。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掌握了运用钢筋混凝土建筑高层建筑的技术，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钱塘江大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建立与发展，并大大缩短了科技落后西方的差距。这一时期无疑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此后的20多年里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1928年至1929年，历史语言所在安阳小屯村发掘殷墟，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信史向上推移千百年，成为中国和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学的成熟。

地质所在30年代初期曾在庐山等地找到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物理所进行了电学、磁学、光学的研究，后来还开创了核物理、金属学、结晶学以及短波的研究。

化学所着重于分子光谱、性激素、中药成份的化学分析，化学玻璃的性质及平阳矾矿的利用等研究。

数学所的研究主要在近代数学理论方面，开展了数论、代数、微分几何、拓扑学、级数论、数理统计六个部分的研究。

天文研究所筹建了紫金山天文台，编制了国民历及南京授时的发布，着重开展了天体方位和形态的观测，如变星、彗星、黑子及日食的观测等。

气象研究所观测并研究了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竺可桢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

动物所作了动物分类学研究，后来着重于鱼类生物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和实验动物学的研究，对山东海洋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和浮游生物也作了调查研究。

植物所开展了植物分类学、藻类学、真菌学、森林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病理学及细胞遗传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