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编辑

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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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1811—1848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通过他的著作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1848年6月，别林斯基因病去世，年仅37岁。

1833年，别林斯基开始为《望远镜》杂志撰稿，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1834年发表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此后，他写下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838至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评论栏的工作，时间长达6年。

思想转变

1846年，他转至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工作。别林斯基的思想经历了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彼得堡时期是别林斯基思想趋于成熟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高峰时期。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舆论阵地。别林斯基一共写了一千多篇评论文章。他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年）、《艺术的概念》（1841年）、《论普希金》（1845年）、《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年）等。

1848年6月，别林斯基因病去世，年仅37岁。

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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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哲学的影响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于1811年出身在一个军医家庭，家境贫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写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1833年，他应邀为《望远镜》杂志撰稿，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他曾先后担任过《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的编辑。由于他出色的评论文章，使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四十年代初，别林斯基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曾写有《文学的幻想》（1834年）、《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1840）和《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等论文，一边表达“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一边也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多夫和果戈理的艺术成就。特别是《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文，驳斥了维护农奴制的御用文人们对果戈理的所谓“丑化政府官吏”的攻击，高度地评价了果戈理是一位“更高于时代精神”的作家，给予果戈理的创作的极大的支持。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专制制度认识的加深，别林斯基已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派把俄国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观点，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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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别林斯基的代表作品。全书包括11篇论文。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发展变化过程，肯定了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民族诗人和第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在后来的《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1）、《由果戈理的<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1842）、《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1843）、《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一系列论文中，别林斯基以果戈理的创作为依据，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分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即：艺术不应该是“装饰”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所遵循的就正是这条原则。184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发表一篇文学现状的综合评论，总结其经验和成就，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文学批评专栏

1846年，他开始主持《现代人》杂志的文学批评专栏，1847年7月，他在德疗养地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一书中对专制农奴制妥协的倾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次年5月26日，别林斯基在彼堡逝世。

“艺术是形象思维”

别林斯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关于“典型性”的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属先例，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提出典型是“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然而他又必须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在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个批评准则，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

“熟悉的陌生人”

出自于别林斯基，它认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是因为它来自生活,概括了读者曾经感受和意识到的现实关系中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使读者能从这一典型形象联想到某些类似的人物来。如好多读者在读《阿Q 正传》时就感觉鲁迅在骂自己。 “陌生”是因为有这样个性特征的人似乎从来没有过,是新对象,新生命,寄托着作家启人深思、引人向往的审美理想,因而给人以新的美感满足。这个陌生是指文学典型具有鲜明、独特、丰富的个性,具有独特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语言特色等。如阿Q 这个形象,读者在生活中不可能见到,因为是鲁迅用典型化手法创造出来的,是新鲜的独特的,是古今惟一的独创的“这个”。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在于文学典型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是一个“读者熟悉的陌生人”。因而文学典型具有在一般社会功能基础上更为明显和重要的审美提升功能。

别林斯基强调典型性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是从现实中抽出其本质，而艺术则是向现实借用材料，把它们提高到普遍的、类的、典型的意义上来，使它们成为严密的整体。在一位真正的有才能的艺术家那里，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