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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 编辑
哲学意义
哲学家康德认为，“应该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理性的个人，想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就必须具有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自由。许多启蒙政治思想也从这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出发：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个体可以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政治偏好。尼采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学说的谱系研究，揭示出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或独立的选择。由权力意志产生的斗争，一人们常常意识不到的方式，产生出他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尼采的思想虽然算不上连贯一致，但他也主张，即使是一个独立主体的存在也都是一个神话。
生物学意义
生物学认为，器官、细胞和细胞器作为生物个体的部分，可以自动完成一些生命活动，称为其自主性。 例如：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带有DNA，可以产生某些蛋白质来完成自身功能，而不需要细胞核染色质的指导，癌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破坏了机体内部平衡。这些都表现出它们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人文意义
自主性是人的品格特性，是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核。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这种基本素质体现在自身特性与社会特性两个方面。个体自身特性方面有主体性、主动性、上进心、判断力、独创性、自信心等；社会特性方面有自我控制、自律性、责任感等。在自主性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特性都融会在自主性态度和自主性行为之中，构成一个人的统一的品格特点。
定义
所谓自主性学习，是就学习的内在品质而言的，相对于“被动性学习”、“机械性学习”和“他主性学习”。认知建构主义原理认为，自主性学习实际就是元认知监控的学习，是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任务的要求，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和努力程度的过程。自主性学习要求个体对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等问题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映。
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学生在学习活动前自己能够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作好具体的学习准备，在学习活动中能够对学习进展和学习方法作出自我监控、自我反馈和自我调节，在学习活动后能够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总结、自我评价和自我补救，那么，他的学习就是自主性学习。
能力培养
1、评估自己的认识、技能、态度缺陷，找到不足，确定学习目标。
2、制定可行的学习计划。一个可行、能持之以恒的计划永远比一个看上去美好的计划好得多。
3、多途径学习。通过书籍、因特网、电视、身边的人等方式，获得改变自身不足的知识。
4、学习过程中做好自我控制，反馈、调整。学习时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兴奋状态等，对所学知识作自我反馈，评价学习效果。对学习行为等作调整，以做到学习效用最大化。
5、及时的总结和复习。要根据记忆遗忘曲线，对知识做一个很好地复习。
6、认识性的学习要及时复习；能力的学习要不断的实践；态度的学习要做到一点一点的改变。
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本质
表示自主性的Autonomy源于古希腊词autos和nomos，字面意思是自我统治、自我支配、自我管理、自我主宰。第一次被古希腊人使用时，是指依附于大国的小城邦管理自己城邦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国家自主性是把国家视作一个权力主体，其自主性就体现在，通过国家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来源
对于国家自主性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对于国家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进程”。“市民社会代表的是特殊性，是不同个人和团体特殊利益，而国家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识。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整体服务于表面的上自给自足的个人的私人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对于国家的论述已经有了国家自主性的意味，但是他的论证角度主要是从精神合理性的层面进行的。
真正对于国家自主性进行实际意义探讨的应该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他们在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从他们的表述来看，尽管采取的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国家还是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实现了对个体利益的超越，以国家权力独立性的形式保证了国家自主性。他们以法国波拿巴主义为例子来论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认为波拿巴国家主义利用各种手段，使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进行对抗，在对抗中，使他们各自的利益保持暂时平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自主性得以显现，即当各种社会力量势均力敌的时候，国家的权力作为表面上调停人的呈现出独立性。同时在他们的论述中，突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暂时性，他们认为国家背后的真正的代表还是统治阶级的实际利益。
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西方新马克思学派对国家自主性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主要代表人物为普郎查斯、密里班德等。他们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表述，提出国家“仲裁者”的概念，认为“为了保持统治阶级的长久稳定和整体利益，国家在日常的运转中必须与统治阶级的各组成部分分离开来。政府的政策可能与资本家阶级的短期利益相冲突，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战争和危机期间），国家获得了独立于阶级利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能够保证国家制定的政策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在他们的视野中，国家的自主性根源于资本家的利益的离散性。国家只有相对于独立与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资本家的长期利益的稳定。他们对国家自主性的探讨，使我们对国家自主性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化。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新制度主义也将国家自主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美国政治学者豪尔和泰勒的划分标准，将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种类型。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包括回归国家学派和法团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和政治经济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程序、惯例一样，是一种制度，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回归国家学派开始将国家自主性应用与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格达尔、斯考切波、埃文思等人。他们在继承了韦伯对国家定义的基础上，将国家自主性界定为“国家可以系统的表达和推进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反映集团、阶级和社会的利益与需求”。埃文思在其代表作《回归国家》一书中就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者，国家具有自主性和能力。斯考切波根据对国家自主性理解，对国家和社会的革命进行可研究，通过对法、俄、中三国革命的对比，认为在进行的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国家更加科层化，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同属于回归国家学派的内诺德棱格尔，则通过国家的偏好的权威行动之间的结合程度，对国家自主性进行的分析。在他的理论框架内，引入了公共政策的概念，作为分析国家自主性和公民社会张力的中介，开启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另外，亨廷顿将自主性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起来，也可以划分到这一学派。他认为自主性是“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的是否具有有别于其它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根据该思路，亨廷顿认为“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就是腐败的”，进一步可能会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
国家自主性的结构要素是国家的行动和能力的体现，即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能力、控制能力、合法化能力、创新能力。它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次。
汲取能力
国家的汲取能力体现在人和物两个方面，即对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汲取能力。
财政资源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的政治体系的运转，必须有充足的财政资源。熊彼特就认为“公共财政是考察社会的最好的起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其政策所导向的行为——所有这些及其他内容都明白的写在它的财政史上。”恩格斯也认为“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发展，甚至捐税都不够；国家发行了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国家对财政的汲取能力不仅包括财政资源的增加，还要包括对现有财政资源的分配。
人力资源的的汲取主要表现在对公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进行有效的管理，尤其是在全球人力资源流动加快的背景下，它的能力大小直接关系到国家自主性真正能否实现，以及国家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控制能力
国家的控制能力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以国家的监狱、法庭、军队等暴力基础为基础，以法律和政策为辅助手段，实现国家内外的秩序的稳定。有学者将国家的暴力进行了概括：“一是战争组织能力可否消除国外威胁，二是国家能力可否消除国内威胁，三是防止能力可否消除组织内部威胁。”随着现代政治的演进，在国家的控制能力中，赤裸裸的暴力控制形式越来越少见，更多是以法律、规范、政策的形式出现的，这也表明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的形式也越来越来精巧。
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上，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诸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国防等公共产品的目的。实现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最关键的是合理确定公共权力对经济领域的边界，以实现有限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合法能力
国家合法化能力指国家的形成一种有效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能力，它用来解决国家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这里的合法性是指“一种特征，这种特征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在国家合法化的能力中，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传统政治上中，国家通过灵活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国家的合法性，引导人们形成对国家忠诚的信仰体系，以此来实现国家的合法化能力。现代政治体系中，由于世俗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合法化更多的要依靠国家的实际表现和绩效，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对此有深刻的论述。所以，现代国家的合法化能力需要引进更多的世俗化因素。
创新能力
国家的创新能力包括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
制度创新能力指国家面对社会内部或外部挑战时，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和创造的能力。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技术创新能力是指国家根据人类科技的新趋势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技术领域进行的改革和创造能力。在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实现大的进步和跨越，无不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制度创新能力比技术创新能力更具有根本意义，技术创新的产生和转化都与制度创新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