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编辑

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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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所生产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决定和影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因素有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量和一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它与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与人口数量成反比。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增长同时进行。

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

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的美元折算数。（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人均GNP数据的高估。

计算方法

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国家使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也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金融、保险、社会服务和文化娱乐事业等等）和居民服务行业（理发、浴室等）提供的非生产性服务的“价值”，连资产阶级国家机关人员和家庭仆役领到的再分配收入也包括在内。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通用方法是“支出法”，即按社会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来计算，它包括四部分：

（1）售予消费者作为最后消费的商品和劳务；

马克思对这种理论作了批判

（2）作为将来生产用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储备；

（3）售予政府的商品和劳务；

（4）售予外国人或输出商品和劳务的纯额。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法是以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中生产三要素的理论以及凡是经过市场的服务都是生产收入的理论为基础的。按照这种理论，劳动取得的工资、资本取得的利润和土地得到的地租都是生产收入。这种理论和计算方法完全掩盖了利润、利息、地租的剥削性质，把剥削阶级的收入看作是永恒的和合理的。马克思对这种理论早已作了透彻的批判。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最综合指标，在国际经济核算和国际经济水平对比中广泛应用，因为它把生产和人口两个因素都包括在内。例如联合国确定可以接受国际援助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是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确定的，联合国会员国缴纳会费的高低也是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决定的。世界银行给各国贷款往往也参考接受贷款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来决定。

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主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差别在于：后者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或服务的收入和固定资本折旧、间接税，而前者则包括。

比例关系

编辑

关系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结构变动及工业化程度的比例关系

主导产业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可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结构变动率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13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最高的第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20-3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很高的第二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860美元时是产值结构变动率较高的时期。中国改革以来，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概在300美元左右。因此可知中国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处于高变动率阶段。

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理论，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工业化阶段，（3）发达经济阶段。工业化阶段是结构转变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需求结构及生产结构、外贸结构发生显着的变化，中国在改革开始时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人均收入水平却是相当低的。这是由于改革前中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政策倾向过于偏激所导致的工业化过程的片面演进和产业结构关系的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工业化的起步是要以一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工业化程度超过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动。

中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从中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原因

2、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引起结构变动的原因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用恩格尔定律可以明显表现出来。恩格尔定律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也可以表述为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份额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消费的增长而下降的一种趋势，以中国1987-1997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及其消费结构为例可知，1987-199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0.53下降至0.46，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没有多大的变化，仅从0.56降至0.55，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较大的变化，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可知消费水平的上升必然引起需求结构的升级，但需求结构又是如何引起整个经济的变动呢？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资源向消费需求多的产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带来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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