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治疗是指用药物改善疾病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也称治标。

1.中医典籍

《黄帝内经》虽然没有对症治疗一词，但并没有回避对症治疗的应用。《素问·标本病传论》和《灵枢·病本》论述的治疗原则中，既有“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等“治其本”治则，同时也列出了“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小大不利治其标”的“治标”原则。“治其标”的实质就是例举“中满”和“小大不利”这3个症状的对症治疗。《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进一步阐释:“若有中满，无问标本，先治其中满，谓其急也;若中满后有大小便不利，亦无问标本，先治疗大小便，次治中满，谓其尤急也。”

在《神农本草经》中，如车前子“止痛，利水道小便”、茯苓“止口焦舌干，利小便”、泽漆“主治皮肤热，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等对症治疗的论述比比皆是。

《伤寒论》318条四逆散的方后注有:“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治》防己黄芪汤条下有:“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陈寒者，加细辛三分。”以上内容说明，医圣也没有回避对症治疗。仝小林指出:“张仲景这种对症治疗、急则治标的思想，实际上与现代急症治疗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现代临床中，对症治疗也是临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金匮钩玄》中有言:“诸喘不止者，用劫药一二贴则止之，劫药之后因痰治痰，因火治火。”更可谓是关于对症治疗的精辟示例。

2.临床实践

临床上，无论中医证候或中医、西医的病名，对于患者而言，都是医生的主观思维对疾病现象进行区分的“符号”，患者最大的愿望和要求，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解除自身的痛苦症状。患者的症状，有些不一定是主诉，不一定是疾病或证候确定的主要依据，但却是患者的主要痛苦;有些症状的缓解与否，与疾病的预后甚至没有丝毫关系，但却为患者及其家属的主要诉求;有一部分案例，审不清是何因，诊不明是何病，辨不准是何证，可选择的也仅有缓解症状的对症治疗。如癌症晚期，可能病因清楚、病名确切、证候清晰，我们却无能为力，无论中医或西医，对症治疗当为首选。如发热患者，体温超过39℃会严重影响人体生理功能，立即采取退热措施在所必然。针对“疾病本质”的治疗固然重要，无奈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却难以回避，虽为权宜之法，但必不可少。

3.完善诊治体系

病因、病机、证候、症状，是从不同角度对一种疾病或一个患者的认识和反映，所以才有审因论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对症治疗四种不同的诊治模式。四者既具有相互关联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四维一体”才是中医学完整的诊治体系。通过审因论治、辨病论治、辨证论治，症状能够迎刃而解不可否认。然而，医学的发展永远没有尽头，很多疾病的病因明确，病机不一定明确;证候典型，病因不一定清楚;有些病因、病机、病名皆了然，却来不及应用针对“疾病本质”的措施。如面对急、危、重症患者，及时的回阳救逆、清热、镇痛、抗惊厥等对症治疗，可能比其他诊治模式需要得更迫切。况且，有效的对症治疗，不仅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赢得患者的信心;同时使机体处于相对有利的状态，为解除疾病赢取了时间。对症治疗与其他三种治疗模式没有本质的冲突，不是对立的，而是中医诊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完善中医诊治体系不仅不可回避对症治疗，还需要更加深刻地加以认识和深入探索 。

对症治疗主要运用于以下3个方面 ：

1.识先兆，防治未病

治未病有助于把握疾病诊治的主动权，节省医疗费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疾病是一个连续性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疾病处于量的积累的萌芽状态时，及时辨识先兆症，并作针对性治疗，常常能使“上工救其萌芽”落到实处。健康、亚健康和疾病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连续体。西医重病理变化，重器质性病变，在临床上有许多将会导致不可逆病理改变的征兆，由于达不到相应疾病的诊断标准而常可能被忽略。中医重视功能变化，长于功能调节。中医的证具有功能性，证的这一特性，使中医长于在尚未发生明显器质性改变之前，通过对疾病萌芽状态的先兆症进行辨证论治，调整异常功能状态，有效地阻止疾病的发生。如《张氏医通·中风门》记载张石顽以健脾化痰法，治疗沈某中风先兆，以除类中之虞，并获良效。《续名医类案·中风》记载龚子材治桑某中风先兆，嘱病人每年服药1料，长期坚持，终未发病。

疾病发生以后，审察疾病传变的先兆症，根据疾病基本病机的演变规律，及时进行先证而治，防微杜渐，以安未受邪之地，有助于既病防变。如朱良春指出：“热病用附子，要见微知著，如果出现四肢厥冷、冷汗大出、脉微欲绝、口鼻气冷而后用之，即置患者于姜、附桶中，亦往往不救。”正当病人高热、神昏、烦躁、脉数呈一派邪热壅盛之证时，若见舌淡润嫩胖，口渴欲饮，或但饮热汤，或面色苍白，或汗出、四肢欠温，或小便色清，这些先兆症虽从辨证角度尚难辨为阳虚证，然朱良春从热病独特的个性出发，善于通过先兆症发现病、证潜在的变化趋势，认为当及时使用附子于辨证方中，以截断病势，避免亡阳厥脱之变，反对守株待免式地等待阳虚证、亡阳证的显化、典型化后才用温阳药。

2.辨主症，对症治标

一方面，疾病主症的不同与变化，常常提示病机侧重点的转化，治疗的重点与方法也常常随之改变。如冠心病以心悸为主症时，常反映心肾气阴亏虚，心神失养为主要病机，治疗需以养心安神为主。冠心病以胸痛为主症时，常反映痰瘀痹阻心脉，治疗当以豁痰化瘀、通络缓急为主。可见治病要善于抓主症，要重视研究不同主症在同一疾病中产生的机制，使治疗更加有的放矢。还要重视研究每一主症的表现形式、轻重变化及其与疾病病理演变的关系，以提高对疾病的辨治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急症，当急则治标。张仲景临证善于先治标急症，后治主病主证，体现出病证症结合论治的灵活性，对临床正确运用对症治疗颇具指导意义。如黄疸病之病机主要为湿热内蕴，法宜清利湿热，由于证有湿盛、热盛、湿热俱盛之殊，故治有茵陈五苓散、大黄硝石汤、茵陈蒿汤之分。若黄疸误治变哕者，施以小半夏汤，是为呃逆而设；“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是为痛、呕而立。二者皆对症治疗。权宜之计，意：芷解决主要矛盾，非治黄疸专方，待呃逆停，痛、呕止，再辨病证而施以方治。重视发现新的特异症状，寻求新的对症治疗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医应急处理能力，在急症救治中尤有意义。再者，在辨病辨证基础上，针对疾病主症或重要症状，加用某些特异性较强的药物或方剂，进行必要的对症治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症状得到缓解或消除，有利于加强治疗的针对性，减轻病人痛苦，提高疗效。如头痛用川芎，头晕选天麻，牙痛加细辛，鼻塞取苍耳子、辛夷等，进行专症专药加减治疗。或加用专症专方，如嘈杂、吞酸加左金丸，痉挛性疼痛加芍药甘草汤，经行量多加二至丸等。

根据药理研究，对某些病理改变或指标，加用针对性较强的药物，实际上也多是对症治疗。值得一提的是，参考中药药理用药，必须注重运用中医理论和思维，在辨证论治的指导、配合下使用。《医学源流论·方药离合论》指出：“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若一味按药理堆砌药物，则难以适应病证的具体情况与患者个体差异，且可能虚虚实实，产生一定的毒副作用。例如，治疗小儿厌食症，若单纯用“高锌”的牡蛎等药物组方，其疗效既不如辨证论治复方，也不如西药锌制剂。再如，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地龙的有效成分具有平喘、抗过敏及抗凝作用，适用于哮喘的临床各期，但地龙之性味咸寒降泄，单味应用时，若以常规剂量(6～9g)，难显平喘定哮之效，若加大剂量，则副反应率亦高。按中医理论结合辨证用药，制成复方使用，则副作用明显降低，疗效显著优于不辨证者，且扩大了适应症，可用于寒喘、热喘或痰喘。若将中药药理作用与其性味功用结合起来，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选择适当的辨病对症专药不失为有效之举。如川乌、桂枝、寒水石、虎杖、忍冬藤、蒲公英均能纠正血沉、抗“O”、黏蛋白这三项指标，治寒湿证可用川乌、桂枝，治湿热证宜用寒水石、虎杖、忍冬藤、蒲公英。此外，由于人与实验动物之间存在差别，对动物有效的中药不一定对人体有效，需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检验与探索。

3.察兼症，随症加减

在明确疾病基本病机的前提下，辨证论治时，需注意对兼症的识别与治疗，因为兼症虽非矛盾主要方面，但次要矛盾的解决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况且兼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主要矛盾。对兼症的治疗，除了常规的对症治疗外，常常需要通过辨兼证，加减用药。及时、恰当地处理好兼症，能使治疗既突出重点，又兼顾一般，从而为病证结合论治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张仲景在抓住主症基础上，进行辨病、辨证，以确定主治方剂，最后还要对兼症、或然症作随症加减，使治疗更加细致绵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如四逆散证之或然症的病机虽然均以肝气郁结为主，但反映主证病机已涉及其他脏腑等部位，故需兼顾不同病位之病变，作随症加减，如“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对症治疗对于防治未病，增强治疗的针对性和全面性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然而。症状毕竟是疾病的现象，机械地见症治症，不但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而且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有时甚至贻误病机。同一症对不同病的诊断价值不同，同一症在不同病中的预后、治疗方法与疗效也不同。对于绝大多数症。中医又常缺乏特异性方药，因此对症治疗，必须结合辨病和辨证，在明确疾病诊断与基本病机的基础上。作必要的对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