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 －1086年5月21日 ），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 ）人 。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仁宗末年，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次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被神宗再次起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累封为荆国公。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其词虽不多而风格高峻。 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今人辑有《王安石全集》。

全名：王安石

别名：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獾郎

字：介甫

号：半山

谥号：文

封号：舒国公→荆国公→舒王（后追夺）

所处时代：北宋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江南西路临江军（今江西宜春市樟树市临江镇）

出生日期：1021年12月19日

逝世日期：1086年5月21日

逝世地：江宁

陵墓：江宁半山园

主要成就：推行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任用王韶，收复五州文章、诗词创作成就颇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主要作品：临川集、临川集拾遗

最高官职：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司空等→太傅（赠）

籍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

少年英才

王安石题跋像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 ）辰时 ，王安石出生。他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具体到区的不同说法参见“人物争议-故里”部分 ）人。据清人蔡上翔转引《清江县古迹志》所言，因王安石之父王益时任临江军（治今江西宜春市樟树市临江镇 ）判官，故“其子（王）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开封参与会试，考中进士。据《默记》记载，王安石本被考官列名第一，但因应试赋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惹得仁宗不悦，与第四名杨寘互换，最终与状元失之交臂 。及第后，王安石被授为淮南节度判官。 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举荐他，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 欧阳修举王安石为谏官，被他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

陈说政事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守丧。

宋英宗在位时期（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他知江宁，旋即召他入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变法

主词条：熙宁变法

王安石半身画像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

新旧党争

主词条：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王安石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参见词条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参见词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两度罢相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的害处。据说神宗满面愁容，想罢除“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在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慈圣皇后）、高太后（宣仁皇后高滔滔）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知陈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1077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很可能是描绘王安石退居金陵时的画像

王安石退隐江宁后，选择了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请人开渠泄水，培土造屋。因主宅距江宁城东门七里，距钟山主峰也是七里，所谓半途之上，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在园内，他结交了米芾、李公麟和苏轼等高逸之友。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医生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神宗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寺”，又称半山寺。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拜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 ，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半山园。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并获得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政治

主词条：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军事

主词条：熙河开边

王安石头像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青唐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述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散文

王安石立像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 ，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诗歌

主词条：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创作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

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张舜民评：“王介甫（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 南宋敖陶孙称其诗“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

王安石手迹《楞严经》（局部）

词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 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宋元

曾公亮：“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轼在代表宋哲宗给王安石的制词（《王安石赠太傅》）中说：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袁桷：“儒以稽古，酌时斯正。用非所宜，秪益其病。在汉懿侯，治守清净。惟尔荆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风。怀宝陆沈，患莫已逢。激而翘之，以达天聪。高配五帝，羞视七制。廷议藉藉，断以辩毅。复古之志，与帝俱锐。发政累名，公是丧朋。晚归钟陵，惘兮慎兢。蹇驴空山，悟彼爱憎。矫矫贞姿，涅而不缁。吾将畴，依为学是师。”

明清

杨慎认为王安石是奸臣，并说：“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日：‘神宗之昏惑，合（周）赧、（胡）亥、（汉）桓、（汉）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者。’此言最公最明矣。”

于慎行认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顾炎武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变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风俗，并认为后来进行八股取士的责任在他。

王夫之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认为王安石“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还认为他执行的是“苛政”，是“败亡之政”，“民乃益怨，衅乃倏生，败亡沓至而不可御”。 但也承认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

颜元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蔡上翔：“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近现代

陆心源：“三代以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一焉。《三经新义》不尽出荆公之笔，《周礼》无假手焉，言简意赅，深得马、郑家法……盖有治人无治法，古今之通病。治得其人，鄞之政如此；治不得其人，虽以周公制法，而周亦亡，于荆公何尤？且夫法不能无敝，敝则必变。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变之至也。秦、汉而下，承谬袭陋，其敝其极。荆公出而思复三代之盛，不可谓非豪杰之士。惜乎！其昧于知人也。论者并其经济而没之，苛矣。至于荆公之文章，欧阳、司马固已推之，迄今无异议焉。”

梁启超：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而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克伦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蔡东藩：

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曾提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毛泽东于1915年在《致萧子升信》中认为：“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蒋介石于1940年在《推进地方自治之基本要务》中说：“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在秦汉以前则推周公，至于秦汉以后的政治家，所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他能够根据我们中国政治的原理，拟具切中时弊的计划，举办新政，改革社会，建设经济，来救济当时宋朝的贫弱，可是他的缺点，就是没有健全的干部，也没有注意训练，不知道怎样来实行，所以结果完全失败。”

漆侠在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高度赞扬王安石的个性和为人，充分肯定了“熙宁新法”维护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少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因而“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新旧两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代表的变法派是进步的，司马光代表的反变法派是反动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

邓广铭：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变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负、韬略和办法。

王安石是一个战略家。不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或是对待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安全的北方契丹政权和西北方西夏政权，王安石都有经过他的独立思考和深思熟虑而构成的规划和筹策，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余英时：“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以后，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

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朴素

王安石为相时，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夫妇破镜重圆。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锤百炼

王安石作诗《泊船瓜洲》，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即“春风又绿江南岸”。

囚首丧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张公相公

王安石退居江宁时，结茅居于钟山下，时常拄杖进入附近村落。当时有个老者姓张，与王安石最为熟悉。王安石毎此步行到他家门口，都要喊一声：“张公。”张公闻言，也应声而答：“相公（对宰相的尊称）。”一天，王安石来到张公门前喊毕，突然大笑道：“我作宰相的时候，只和你有一个字不同罢了。”

研究佛学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患病，神宗派御医诊视。病愈之后，他上奏神宗，请求将自己在上元县的园屋改为寺院，并请神宗赐名，神宗赐名报宁寺。之后，高僧克文前来拜访，二人讨论佛理，相谈甚欢。退隐金陵的十年间，王安石作有《维摩诘经注》《金刚经注》《楞严经解》《华严经解》，对佛学的领悟已达到颇为高深的境界。

生日

关于王安石的生日，前人有明确记述。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武英殿聚珍本）卷十记载：“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 文渊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的《能改斋漫录》同卷则载为“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八记载，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癸巳（十二日），宋神宗曾令王安石的长子王雱押解生日礼物赐予王安石，有学者据此采纳了“十一月十二日”说 。但关于两宋皇帝赐予宰相、执政生辰礼物的礼仪惯例，南宋宰相周必大在《玉堂杂记》卷中指明，押赐礼物的时间，应于宰执生日“前一日，差内侍持赐”；或者为了节省费用，派遣宰执子弟押赐 。如此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恰恰印证了武英殿聚珍本《能改斋漫录》所载“十三日”是正确的，即神宗在熙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生辰的前一天，按照惯例，派遣王雱押赐生辰礼物给王安石。文渊阁、文津阁四库本书本《能改斋漫录》，应是将“三”讹写为“二”。

综上所述，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该日按照万年历或朔闰表，将他的生辰换算成公元纪年，则为儒略历1021年12月19日 。而宋史学者邓广铭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与《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等文中关于改日的换算则出现了偏差，误记为1021年12月18日（但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忌日换算则无误） 。

故里

王安石的故里是现代江西省的抚州市，但具体到区，目前有临川区 和东乡区 两种说法：

临川说主张王安石的家在临川，是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 持该说者认为，王安石幼年和少年时，常在临川居住。王安石的祖父王用之死后葬在临川灵谷山，他在临川守了三年丧，读了三年书。至今临川民间，还留有许多他在临川读书时的传说。王安石后来宦游各地，也多次回过临川，临川有他的祖屋、宅地和田产。他的宅地也在临川县城内东南角的盐埠岭（今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临川县看守所旁）。

东乡说主张王安石的出生地在今江西省东乡区黎圩镇上池村。东乡建县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因辖区大部在临川之东，故取名东乡。在历史发展中，临川、金溪等县部分地区曾先后划入东乡。王安石有两位夫人，其中一位即葬在临川延寿乡（即今上池村）。王安石的夫人葬在此，说明王安石的“故里”在东乡区上池村。上池村的祠堂等建筑物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墓葬

主词条：王安石墓

据史载，王安石病逝后，葬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钟山南麓东三里，原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王安石家人，除父亲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生母吴氏，弟王安国、王安礼，子王雱也葬于钟山南麓。墓前有华表、坟庵，两侧有树木拱抱。明初，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被朱元璋选为陵寝之地后，靠近陵寝的蒋山寺宝公塔、八功德水等古迹被迁走。王安石及其家族墓亦被迁走。一说是迁至麒麟门，另一说是迁回老家江西。

东乡故里

主词条：王安石故里

东乡王安石故里位于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距离县中心25公里，该村始建于北宋、迄今已逾千年，保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明清以来修建的，是展示中国明清建筑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文物保护区，存世有100余栋古代建筑和十多处和王安石有关的遗迹，1985年，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点。2000年7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景点有世宦祠、西引寺、龙安殿、荆公桥、荆公陂、荆公别墅、荆国世第门楼等遗址。

纪念馆

主词条：王安石纪念馆

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浙江鄞州王安石纪念馆

鄞州王安石纪念馆，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忠应庙内，以照片、绘画、实物等展品生动形象地介绍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绩，以纪念他在鄞县时的每项改革。馆内陈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迹”，分“荆公年谱”“治鄞方略”“重修东湖”“兴学教化”“咏鄞风采”“丰碑永存”“湖区新貌”等7个部分。

范冲等《神宗实录》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