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明朝抗击后金民族英雄，中国十大清官之一。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初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五月初九日因直谏而罚岁俸。二十四年正月初十遭罢官回籍。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七月十六日晋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晋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三月初三日起七上疏予告归。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兵部添设右侍郎。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九日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转左侍郎，十一月二十二日廷推南京户部尚书，十二月初一日加兵部尚书致仕。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三上疏辞，自此绝意仕进”。南都以子枢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击后金名臣，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清廷封杀令。相距五百年，两位抗金名臣在此不期而遇。其灵位被祀于苏州、登州两府名宦祠及河南商丘睢州乡贤祠。

全名：袁可立

别名：袁青天、铁面御史、袁军门、睢阳尚书

字：礼卿

号：节寰

所处时代：明朝末年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商丘睢县）

出生日期：1562年4月25日

逝世日期：1633年11月12日

官职：苏州府推官、监察御史、左通政、登莱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

事迹：平反冤案，策反刘爱塔，创建东江镇，收复辽南疆土

明天启三年袁可立诰命卷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四月二十五日，袁可立出生于河南归德府睢州，父亲袁淮时年已四十二岁。父亲对于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经常悲痛，一直侍奉着祖母李氏，虽然生活窘迫，也尽力让李氏开心。并教导袁可立考取功名，尽忠报国。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考中进士。

职微犯巡抚 昭雪太守冤

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袁可立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连审御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一说陆可教） 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即座师陆公为公虑之” 。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知府）‘倚公如左右手’”。

睢县东关袁可立像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依法按治宰辅申时行内亲吴之祯而得罪申时行 ，应天巡抚李涞巴结献媚申时行，遂诬劾太守。万历十九年五月，“中丞（李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 石昆玉“以强直失当途欢。中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竟夺于，清议咋舌。（李涞）自免去。” 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 ，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 ，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 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 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苏州府志·名宦祠》袁可立和海瑞、于成龙在同一页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 ，百辩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 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十九年九月去官。历史记载是首辅申时行仅仅离职 四天后，（御批）“应天巡抚李涞准回籍。”

袁可立像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 此后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 问案释疑，理雪冤狱，“给谏公（袁可立）李七年，而出人死罪者以数千计。按部所过，囹为之空。”

重案惊朝野 推官审大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董范之变” ，又称“湖州案”。董份 ，浙江乌程县（属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董份之孙董嗣成本想让贫苦小民低价赎回自己的田地，以为善举，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聚众哄抢闹事。

又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遮道陈牒”，“填塞途巷”。七月，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按临湖州，仓促办案，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子范汝讷服毒而亡。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范妻吴氏赴京诉冤。 “上见疏大怒” ，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 ，“谪应望戍烟瘴，应参为民” ，王汝训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均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处理官员级别之高“举国惊叹” 。从抚按到知府衙役，几尽塌方式被问罪，所涉大小衙门官员无敢再有过问此案者，而百姓状告不止，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风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袁可立前往处置。“公至，即博收讼牒往各邑理之，以杀其势” 。又查得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仗着万岁爷开了金口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参与打砸抢的乱民。袁可立顶住压力，认为法不及众，劝董、范两家见好就收，竭力保护弱势民众，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 ，“巨魁势孤就擒，一指顾间而变定” 。其余均以民事分发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袁可立墓碑

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十不及三，而贫民获益者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三人“相继下世”。 转眼间人财两空。说来董份和陆树声是同年 ，而陆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师，算袁可立的师叔辈分，又是当朝正副宰相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座师，新任抚按和两台把这个震惊全国的棘手大案推给袁可立处理，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几百年后观之仍觉惊心动魄。时也，命也！

巡海问琉球 断案奇如神

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千余人，至殃及株连老幼无辜。于是他不惜得罪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数百名无辜百姓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精美异常，袁可立致谢后将刀奉还。但凭经验发现这并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属国琉球。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十三日，明军上报在崇明县擒获倭船一只，军方指称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为之震动 ，南大司马周世选于六月二十四日上报至京师。 并夸张战报说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还有大量物资船械。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迅速坐实结案将人犯处决，推官袁可立在审验时发现没有战俘的任何口供，坚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时，发现被指倭寇的实际人数只有二十人，且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语者“皆鸟语不可辩” 。袁可立据理力争，主张将人犯缓死暂系吴县监狱。重新查验所缴获的物品，竟惊讶地发现三把“倭刀”很是面熟，仔细勘验后发现就是千总在数月前让自己看过的那三把“倭刀”，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其中。于是顿觉案件大有蹊跷，推翻前案进行重审，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盛气凌人，死不承认诬良为寇，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

十一月二十五日，琉球贡使来中国转至南都，袁可立请他们指认，“倭寇”见贡使至，大哭，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国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来的，贡使所述人数特征完全相合。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国与妻子团聚。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国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不纳，然心识其为琉球物也。不数月，海上报擒活夷二十口，夷器若干。巡抚檄公查验，而二夷已毙杖下，其十八人皆鴃舌不可辩，夷器中三刀即公所掷还者也。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

结果上报京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袁可立像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 （1595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事起于万历二十一、二年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说善论，乔善书能武，各有时名。”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酿成了后来三人灭顶之灾的“乙未事”。起因就是三人顺应当时的形势，招募乡兵御倭保家，年轻气盛，有一个叫赵州平的恶少混迹进来，一来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户结下梁子。“鲜衣怒马，瞠目语难，招摇都市，遂有告其谋叛者” 仇家举报说他们大肆招兵买马，企图聚众谋反。指控说三人在一酒楼内指天画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称“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抚许敬庵接报后大惊，立即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 ，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戏文，立刻兴大狱将三人坐实。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九日，事件惊到了身居九重的万历皇帝：“朕意此恐风闻，若擅发行必骇众听，惑乱人心” ，三司大惊。“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 兵部尚书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实就不是三个人头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吏科给事中耿随龙曾上奏说“丹阳县民赵州平等恶少酒狂，初非倡乱不得误入。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奏疏被压了下来。巡抚朱弘谟担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抢先定调判决，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人犯被押赴刑场，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不顾巡抚阻扰，请以乌纱前程作保暂缓处决。

后经袁可立多方查证，发现他们的招供状全是子虚乌有错讹百出，最终洗清了冤屈。“公独谓是狂生，无他” 。而所谓的“称‘朕’”，不过是王的一个家丁好说书，给大家说讲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灯口无遮拦学说对答即兴称“朕”。真是谋反哪有如此大张旗鼓的。秦、王先后死于狱中。当乔一琦从死牢被解救提出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

最终活下来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从军报囯，“思奇功雪前耻”，后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身陷重围，壮烈殉国，从死者四十二人，祀忠义祠。“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袁可立治行报到吏部尚书孙丕扬那里，以政绩第一拟擢升给事中，受到万历帝特别召见，“内召当锝谏省” 。时有吏科都给事中林材 者巡苏州，官员们都畏惧他，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长揖不拜” ，林材就此怀恨，挟私报复阻遏，当地驻军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从容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

环中，又号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