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编年史〉》是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创作的历史著作，又名《罗马编年史》，首次大约出版于119年。该书共有16卷，主要记载了从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至公元68年著名昏君尼禄死去半个世纪之间的罗马历史。内容包括罗马早期帝国时代的专制统治、政治变故、权力斗争、对外战争、君王生活等等，基本上是罗马帝国早期的一部政治史。他在书中所叙述的空间和对象的范围比较狭小，其注意力主要是集中于大权在握的君王、帝国统治的中枢——皇宫和徒具虚名的元老院。在创作手法上，塔西佗的写法已经有通史风范，可能与其前辈李维《罗马史》影响有关。其同时代普鲁塔克也有通史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编年史》打破了罗马史家言必始于罗慕路斯，哆嗦的俗套，围绕罗马政治制度的沿革，文字凝练、生动扼要、条理清楚地概括了767年的历史。

作品名称：塔西佗《编年史》

外文名：the annals

作者：【古罗马】塔西佗

文学体裁：历史著作

字数：约330000

首版时间：约119年

《编年史》大约第1至第6卷为提比略时代，第7至第12卷为阿古利科拉和克劳狄时代，第13卷至16卷为尼禄时代。但现尚存1至6卷和11至16卷的大部分，关于提比略统治的最后两年、阿古利科拉的全部统治时期、克劳狄统治的早期及尼禄统治末期的记述已经失传。

该书记述的虽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实际上以整个古代罗马为中心，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该书简要回顾了罗马从建成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总结了帝制产生、巩固的过程。

作品主题

塔西佗生活于帝制时代，不得不为帝制服务，但他是一位旧贵族共和派的代言人，对帝制和那些暴君，从思想上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编年史》一书突出地体现了塔西佗旧贵族共和派的思想，对专制帝王的憎恶之情常常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塔西佗写道：“皇帝在证人的亲临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纱，在那里不但有嫁妆、有结婚用床，还有婚礼的火把。总之，甚至在一次正常结合的情况下，需要黑夜来掩蔽的东西。在这里也完全公开了。”在《编年史》一书中，不仅记录了种种史实，而且还从旧贵族共和派思想的立场出发，在叙述史实之后常常加上自己的解释和分析，做出道德的评判。可以说，罗马史中的道德史观在塔西佗《编年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塔西佗《编年史》是作者以真诚、智慧、勇气和巨大匠心所作的个人记录。从某种实在意义上说，塔西佗是一位存在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腐败取代了传统道德。尽管他确信人类的努力是荒谬的，但是他始终不渝地信赖着人类在痛苦折磨中的坚定和团结。他对受难的人类深沉的同情减轻了他悲剧性视野的沉重感，并且他把这一切都留在了《编年史》中。

在这部作品中，塔西佗集中描述了元首家族的权力运作及交替，并以其犀利的笔触猛烈抨击了元首的专断统治，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塔西佗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

1.向往共和国，痛恨元首制

作为元老院的一员，塔西佗怀念旧日元老院的荣耀，痛恨元首的专断统治，因而在《编年史》中，朱里亚克劳狄王朝诸元首受到其无情的鞭挞。在他的笔下，提比略虚伪狡猾、阴狠毒辣。奥古斯都的外孙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之死本是他一手策划，他却伪称这是奉奥古斯都遗令；尼禄荒淫无道，滥杀无辜。他为了自己一人专权，不惜杀师弑母，并大肆残害元老。

值得一提的是，塔西佗不但针对朱里亚克劳狄王朝诸元首，而且将矛头直指元首制的创立者奥古斯都，在葬仪上借群众之口指出奥古斯都也是个不拆不扣的伪君子，元首制正是建立于一系列虚伪之上的。“他（奥古斯都）对继父的孝心和国家的危急情况，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事实上，他正是因为觊觎统治大权，才用赏金激励士兵，在尚未成年并且还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时便征募了一支军队，贿买了一位执政官的军团，并装出要倒向庞培一边的姿态。

2.虽然元首制不可进免，但寄希望于有遗明君

不可否认，塔西佗有着浓厚的共和情结，然而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塔西佗也深知共和国已是明日黄花，元首制不可避免。

3.主张元老院和元首调和

元首制已是不可变更的历史事实，因而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塔西佗主张元老院与元首调和。阿古利可拉就是这种调和思想的践行者。在为其作传时，塔西佗评论说：“甚至在专断的元首统治之下，也有伟大人物，而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相结合，也能声名显赫。”

在《编年史》中，塔西佗更是多次阐发了自己的调和思想。通过对列庇都斯的赞美，塔西佗抒写了自己的这种心声：“我发现这个列庇都斯在他一生的行事中，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智慧的人物。对于别人由于讨好而提出的许多残酷不仁的建议，他都能进行公正的斡旋。但是另一方面，他做事又很有分寸，所以他受到提比略的器重和喜爱。这种情况使我怀疑，是否和其他事情一样，国王的同情和反感受制于人们注定的命运和降生时的景象，是否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在卤莽的执拗和卑鄙的奴才气中间走一条不受阴谋和危险侵害的道路。”走这样一条中间道路，无疑是塔西佗的理想。

4.主张对外扩张

作为罗马人，塔西佗怀念旧日共和国的荣耀，积极主张对外扩张。在其看来，对外战争和征服才是罗马人民的利益所在：“伟大的帝国是不能靠无所事事维持下去的，它们需要士兵拿着武器为之战斗。对国王来说，只有实力才是他唯一的权利。个人的能力在于保存自己的财产，但国王的光荣却在于能要求取得别人的财产。”怀着这样的思想，塔西佗对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保守的对外政策大加批判。在谈论自己的编年史时，塔西佗声称：“不应当把我的编年史和人们编写的罗马人民的古代历史等量齐观。他们所谈论的或是随意插手叙述的题目是：大规模的战争，遭到猛攻的城市，被打败的或被俘虏的国王，……我写的却是狭窄范围内的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当前是一个长期的承平时代，有些骚动也都不大。罗马的气氛凄凄惨惨，元首也无心扩大自己帝国的疆土。”在塔西佗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对外扩张导致内战，因而他对大规模进行对外扩张的图拉真称颂有加。

尽管塔西佗仕途平坦，不过他一生历经九个元首统治，尤其是残暴的多米提安统治，耳濡目染如此多优秀元老和官吏被杀或被放逐，自己也难免诚惶诚恐，其压抑愤恨可想而知。在为其岳父所著的《阿古利可拉传》中。塔西佗就痛斥了多米提安的残暴并抒写了自己的心情：“居于多米提安之朝，我们最难忍受的痛苦就是要去看别人受罪和在自己受罪时让别人来看，就是我们的叹息声都会被别人记录在册，就是我们要去看那么多惨无人色的面容，去看多米提安那副残忍凶暴的样子。”

更为重要的是，塔西佗为官多年，深刻地认识到元首制的间题及实质，尤其是权力运作与交替中的问题，因而痛恨元首制，感怀旧日共和国的自由与荣耀。自奥古斯都创立元首制以来，国家的最高权力都是自动授予下一个元首，元老院只不过是批准而已。而且元首一人独裁，把持全部大权。就连塔西佗称颂的图拉真，其统治也是独裁统治，只不过不公开实行罢了，因此尽管塔西佗著述《编年史》之时，正是贤明的图拉真统治时期，但塔西佗的笔触更为尖锐，对元首制的抨击更为猛烈。

罗马自共和末叶以来，内战频仍，最后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重建和平。不过鉴于恺撒失败的教训及共和传统的强大，奥古斯都创立了元首制。然而，名义上他恢复共和，实际上却一人独裁，把元老院、行政长官和法律的职权集于一身。奥古斯都死后，养子提比略继位，历史进入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统治时期。在这段时期，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和尼禄继续推行奥古斯都的政策，扩大元首权威，压制元老院权力，因而元首制日趋稳固并有所发展。不过尼禄的荒淫无道、残忍狠毒惹来杀身之祸，公元68年为近卫军所杀。尼禄死后，政局更加混乱，军队纷纷拥立自己的元首，罗马出现四帝之治：最后凭借军队的支持，韦帕乡结束内战，建立了弗拉维王朝。

塔西伦就生活于这个混乱的时代，此时内战不断，恢复共和国已无可能。共和国的诸多等级斗争、堕落、腐化，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而且要恢复共和国就意味着执政官自由选举，代行执政官管理所有行省，元老院控制财政、军队及制定政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现存的条件下，元老院已无力驾驭军队。塔西佗清醒地认识到“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被杀之后，共和国已丧失了武装力量。”因为自马略改革以来，军队已日益成为统帅个人的工具，因而最后只能由一个能够得到他们拥护的人统帅，个人统治不可避免。

“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正因如此，尽管近卫军杀死一个元首，其结果仍是代之以另一个元首。

总之，在塔西佗所处的时代，元首制根深蒂固，恢复共和国已无可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塔西佗惟一期望的也只能是在元首制下，翘首以盼一个有道明君。

艺术特色

构思

塔西佗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将政治上的兴旺与衰亡，开明与腐败同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和品德联系起来。在作品中，塔西佗将描写的重点放在统治者及其周围的人的品性与道德上。他倾向于认为，政治的腐败与国家的衰败是由于统治阶层的道德败坏和统治者天生的性格缺陷造成的，并且统治者自身的缺陷最终导致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与许多古典时代的史家一样，塔西佗相信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人们的德行，并且通过记录邪恶的言行使之对于后世的责难感到畏惧。他在《编年史》的第三卷中提到：“关于元老院的建议，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是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可见，塔西佗撰写编年史的目的是为了垂训后世，一方面宣扬人类的美德，另一方面则通过描述暴君和小人们的悲惨命运来告诫当权者，从而限制他们的恶行。

为了达到这种“惩恶扬善”的目的，塔西佗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构思，在作品中运用了悲剧的叙事手法，从而使得作品本身极富感染力。他宣称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在《编年史》一开篇，他阐述了这一原则：“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无情地嘲讽了他之前的一些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遵守客观叙述真相的叙史原则，不是出于对描述对象的阿诀奉承，就是出于对他们的憎恶，歪曲了他们所描写的人物。

尽管塔西佗可能主观上希望不带感情地描写历史人物，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做到这一点。材料的来源，叙事的结构以及叙事的主题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到他的写作。当代古典学者对塔西佗史学作品的可靠性提出了诸多疑问。负责撰写权威的《剑桥古典文学史》中塔西佗这一部分的古典学家顾德意毫不客气地评价道：“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是：塔西佗婉转地假定并暗示自己是见多识广的，并自认为有资格对事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或许情况的确如此，但是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执政官等级的身份并不能使他避免上当受骗和犯错误。”

塔西佗对史料来源方面的选用并不显得比其他罗马史家更严谨。塔西佗的史料来源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官方档案和以前古典史家的作品。其选取史料的原则是这样的：如果前辈史家的叙述能得到他认可的话，他便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抄他所需要的部分，如果他认为前辈史家的作品不可靠，则在官方档案中寻找素材。塔西佗在《编年史》的第一部分中几乎没有运用二手材料，很可能是因为他不认可之前史家的作品。而在后面的部分，学者们则发现很多抄袭的痕迹。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塔西佗、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在多处出现雷同，因此大致断定他们作品的史料来源均为一些相同的前辈古典作家。通过将塔西佗和普鲁塔克作品进行比照，可以发现“他们同时抄袭了一位前辈作家的作品，有可能是老普林尼，连当中引用的警句也一并抄下”。但相比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塔西佗经常对二手资料进行有选择地借鉴。对于前辈史家记载的人物和事件，他只挑对自己有用的记载。

风格

在写作风格上，文风简洁有力，独具一格，用语含义深刻，生动形象，文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很强。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他不能联系社会的发展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来分析他所看到的现象，深刻揭露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由于他的政治思想的倾向性，导致取材片面；同时书中还常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的藐视，表现作者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书中对许多场面和人物的描绘细致入微，富有文采，读后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有些文字描写还充满诗情画意，有些语句充满哲理成为令人回味无穷的格言。

与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堪与其史学价值相媲美。《编年史》一书用词丰富而富于色彩，文笔洗练而含义深刻，名言警句在书中时有出现。其中，作者对许多场景的描写常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更是惟妙惟肖。

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有多处暴力和死亡的描写，特别是在《编年史》的后半部分，充斥着宫廷内部的谋杀。如阿格里皮纳将克劳迪毒死，尼禄又将阿格里皮纳杀死等。这是典型的悲剧式的写作手法，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恐慌和不安，使帝制的恐怖之处在读者的脑海中有更深刻的印象《编年史》中有数卷都以人物的死亡场景作为结尾，如第六卷以提比略的死亡为终结，第十一卷结尾描述了马塞丽娜被处死的场景，第十四卷结尾则描述了尼禄的妻子屋大维亚的死亡。有学者认为“这就好像悲剧的落幕一样。”塔西佗对人物的死亡往往做出极为细致的描写，以此激发读者的恐惧感。如对塞内加的死亡，塔西佗作了如此的描述：“说了这话之后，他们便各自一刀切了自己的血管。塞内加由于上了年纪，而简素的生活又使他面容憔悴，因此他的血流的很慢，于是他又切断了腿部后面膝盖的血管。这时塞内加依旧是没有马上就死，因此他就请斯塔提乌斯·安奈乌斯—这个人是他长久以来信任的的忠诚的老朋友，并且是一位能干的医生—把毒药给他。这毒很久以前已经准备好了。”“毒药拿来之后，塞内加便吞了下去，但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四肢已经冷却了，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感受毒药的作用了。最后他把自己泡在一盆热水里面，用盆里的一些水洒在他身旁的那些奴隶身上并说这是向解放者朱庇特行灌奠之礼。继而他被抬去洗蒸气浴，结果才在那里窒息致死。”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到，塞内加的死亡过程是极其痛苦和漫长的，塔西佗通过这种细致的，有感染力的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仿佛可以体会到死亡的痛苦，唤起了他们的恐惧和怜悯之情，这和悲剧所要追求的表达效果是一致的。通过这种手法，塔西佗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到，在残暴的帝制之下，任何有道德和有权力的人物都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塔西佗在段落的最后作了这样的陈述，强调了人物悲惨命运的必然性：“他这遗嘱还是在他权力和财富都如日中天的时候写的，但那时他已考虑到他临终时的问题了。”

塔西佗对人物的描述和评判往往是富有感情的，在描写历史事件和场景时，塔西佗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发挥他的历史想象力，对细节做了精心的布局和描写，并通过悲剧性的渲染手法，唤起了读者的情感，以此加深了道德说教的效果。

《编年史》是罗马史学方面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体现了罗马史学中的求真传统。作为一个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历史是崇高的、有尊严的，其作用不应是记录轶闻故事，而在于记载有价值的事迹。因此，史学家应审慎地对待所得到的各种材料，必须有所批判、有所选择。自己所记述下来的东西，均应有据可考。对那些可憎帝王的记述，也应如此。正是由于这种史识，他所撰《编年史》材料翔实，史料价值较高，成为罗马早期帝国时代最为重要的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