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亚志编辑

塔西佗创作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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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志》（全名为《论日耳曼人的起源、分布地区和风俗习惯》）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创作的历史著作，约写于公元98年。全书共有46节。对于公元1世纪末日耳曼人的自然地理环境、起源、政治组织、区域分布、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情况，该书都作了全面、详细的记载。该书体现了塔西佗的道德观、民族观。该书是迄今流传下来的专门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开篇之作，是研究古代日耳曼人的珍贵史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都把《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主要史料之一。

《日耳曼尼亚志》中的史料来源很庞杂，公元89—公元93年，塔西佗在帝国北部行省日耳曼人居住地任职4年，期间对日耳曼人社会生活各方面作了详尽考察，又精心研究了凯撒的《高卢战记》、普林尼的《日耳曼战争史》，又从曾经在莱茵河、多瑙河边远地带服役过的军官中得到一些材料。塔西佗对于史料也进行了考证、取舍，对于一些他无法判定的事情，他选择了存疑抑或护列出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日耳曼人的始祖问题，他列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并未判定哪种说法是真，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

作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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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志》中体现了塔西佗的道德史观。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尼亚地区自由、民主，民风淳朴。政治上，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军事民主制，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如果人民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婚姻上，他们是一夫一妻制，“有些部落的风俗尤其可嘉，在那儿只有处女可以结婚”。在奴隶制问题上，日耳曼地区也不似罗马奴隶制那样严格，“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军事上，日耳曼尼亚各部流行尚武之风，“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表而上看，塔西佗只是在介绍日耳曼尼亚地区的风俗，但实际上塔西佗是想借此来讽喻罗马社会风气的败坏。塔西佗对于罗马国家世局的道德审视，深刻影响着他的社会历史观，及以惩恶扬善为首要目标的史学价值观：一方而，毫不留情地揭批时代的丑恶与堕落，即通过惩恶而扬善；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并大力讴歌时代蕴藏的德行与崇高，即通过扬善而惩恶。总之，塔西佗有着浓厚的道德史观。

《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将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塔西佗还盛赞日耳曼人，“他们天性纯朴，又没有感染奸巧机诈”。他还赞扬了日耳曼人的尚武之风，看到了他们对于罗马帝国的威胁，“但近年以来，只见我们在报捷奏凯，而不见我们真正战胜他们”。当然，塔西佗作为古罗马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祖国，替罗马着想的，“我默祷着：如果这些部落不能对我们保持友好，但愿他们彼此仇视起来；因为我们帝国的隆运已经衰替，幸运所能赐给我们的恩典也就无过于敌人内证的了”。虽然塔西佗仍然站在罗马帝国的立场上，但他能够客观、公允地记述其他民族的历史、风俗，已属难能可贵。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高度赞美日耳曼人所具有的民主、自由精神和坚贞、纯朴的优秀品质。日耳曼人“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他们“天性纯朴”，“没有感染奸巧机诈”，而且“善待他人”，其社会“优良的风俗习惯，其效力远胜于别的地方的优良的法律。”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日耳曼人社会，原始时代的民主遗风尚能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而得以保留，“国王……不能一意孤行”，影响全社会的大事如战争等事件，全体公众都要加入商讨。日耳曼人以其古朴的习惯，自愿将部分畜群或谷物以礼物赠予酋帅，而后者却无权要求这些馈赠。因为日尔曼人社会的中心是由自动的团结和自动服从军事领袖、君主而成立的，其社会的纽带和口号是“自由”、“忠诚”，“各个人凭着自由的选择，自动服从某一个人，更无须外在的强迫……这一点无论在希腊人或者罗马人当中是一概找不到的。”

塔西佗想通过《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对日耳曼人社会具有的民主、自由精神和日耳曼人纯朴品质的描绘，去抨击罗马帝国前期国力的衰退、官吏的贪暴、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以及由此导致的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国家意识的涣散；他想通过对日耳曼民族社会生活的描写唤起罗马公民的国家意识和要求平等地给予各阶层权力的愿望，以便使罗马民族能象日耳曼民族那样具有一种奋进精神。《日耳曼尼亚志》一书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生民族与一个逐渐走向衰亡的民族这样一幅反差极其强烈的历史画卷。

后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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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尼亚志》是最早的一部全面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但《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载了日耳曼人所居之地和日耳受各部落的分布情况、经济生活、政治组织、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等。它的篇幅不大，但材料丰富（许多材料是绝无仅有的），记述简单扼要，鲜明生动。后世的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十分注重这部作品，对它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等著作中，曾大量引用过此书中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