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年2月12日—1982年2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闫楼村。原名张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自称“中州张伯驹”。中国近现代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其主要收藏品有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书法作品《平复帖》，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唐代诗人杜牧书法作品《张好好诗》等；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张伯驹于1915年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1918年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后安武军改为陆军，任长江巡阅使署谘议，河南省暂编第一师参谋；1927年，收藏康熙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因此自号“丛碧”；1932年，与潘素在苏州结婚，是年开始《丛碧书话录》的编写；1946年，购得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因此自号“春游主人”；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购得唐代诗人杜牧创书法作品《张好好诗》卷；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61年10月，任职于吉林省博物馆；1962年5月，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1964年，将南宋杨婕妤作品《百花图》以及其他古书画共计30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1972年，获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中文名：张伯驹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

出生日期：1898年2月12日

逝世日期：1982年2月26日

职业：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

代表作品：《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

原名：张家骐

青少年时期

青年张伯驹

这一时期（1898年—1927年），是张伯驹成长、学习、从军而又退出军界，开始全身心投入文化艺术事业的奠基阶段，性格、人格逐步成熟。

1898年2月12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张伯驹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秣陵镇闫楼村。

1904年，和妹妹一起过继给了张镇芳。

1905年，随父亲张镇芳来到天津生活，居南斜街，入私塾读书；端午节在天仙茶园观戏，首次接触京剧。

1906年，学会作诗，诗作被编入由张镇芳、马丽轩等组成的“丽泽诗社”所编《丽泽社诸家诗》中。

1911年，与袁世凯第四、五、六、七子同在天津新学书院读书。

1912年，随张镇芳赴河南开封，入读河南陆军小学。

1914年，随张镇芳来到北京。

1915年，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

张伯驹书法

1917年，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做到旅长。

1918年，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安徽督军为倪嗣冲），后安武军改为陆军，任长江巡阅使署谘议，河南省暂编第一师参谋。

1920年，倪嗣冲病故，去职长江巡阅使署谘议。

1921年，任河南暂编第一师参谋，后任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经略使署谘议。

1923年，任陕西督军署参议、驻京代表。

1925年，退出军界，在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挂职常务董事，并加入稊园诗社，开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

1927年，收藏康熙御笔“丛碧山房”横幅，因此自号“丛碧”。

中年时期

中年张伯驹

这一时期（1928年—1956年）是张伯驹各种传统文化艺术逐步成熟阶段。

1928年，正式拜余叔岩为师，学习、研究京剧。

1930年，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委员会委员。

1931年，与梅兰芳、余叔岩等创立“北平国剧协会”，任理事、审查组主任；在《戏剧丛刊》发表“佛学与戏剧”“戏剧革命”等文章，与魏铁珊合著“乱弹音韵辑要”亦在《戏剧丛刊》发表；同年，演出京剧《别母乱箭》，饰周遇吉一角。

1932年，与潘素在苏州结婚；是年，开始《丛碧书话录》的编写。

1934年，任南京盐业银行经理。

1937年，从郭世五（郭葆昌）处购得李白书法作品《上阳台帖》，唐寅作品《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作品《山水》轴，蒋廷锡做作品《瑞蔬图》轴；从溥心畬处购得西晋陆机书法作品《平复帖》。

1938年，长居北平，任职于盐业银行。向汪孟舒学弹古琴。

张伯驹书画

1939年，偕潘素赴上海。乘船到香港，由香港经河内到昆明、重庆，到贵州见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汇报盐业银行情况；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保护国故临时委员会”。

1940年，去上海照料盐业银行及总处事；与余叔岩合演京剧《四郎探母》，饰杨延辉一角；收藏北宋书法家蔡襄《自书诗》册。

1941年，在上海遭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绑架，经历了近八个月的时间才被救出。

1942年10月，携带书画藏品来开北京前往西安，在西安筹办秦陇实业公司，任经理。

1943年，赴成都参观张大千画展。

1945年，和妻子、女儿同游太白山，写有《太白山游记》；10月，应邀参加在北平故宫太和殿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12月，在上海盐业银行参加股东会，后辞去南京分行经理，仍任常务董事。

1946年，购得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因此自号“春游主人”，并改称所居承泽园为“展春园”，购得赵佶《雪江归棹图》，以110两黄金购得宋代范仲淹书法作品《道服赞》卷；是年，任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教授，南京美术总会北平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1947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北平市联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是年，获聘为燕京大学中文系文法教授。

1948年11月，在燕京大举办小型书画展，展出收藏的书画藏品；是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会北平市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购得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

194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语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

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购得唐代诗人杜牧创书法作品《张好好诗》卷，并填词《扬州慢》，参与关赓麟组织的“稊园吟集”。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多次进行京剧义演，剧目为《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

1952年，任北京盐业银行董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顾问，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总干事；另组织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任副主任委员；开始撰写《丛碧书画录》，将隋代画家展子虔绘画作品《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是年，在燕京大学贝公楼大礼堂演出京剧《阳平关》，饰黄忠一角色。

1953年，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长；是年，将李白《上阳台帖》赠送毛泽东，此帖后被送至故宫博物院。

1954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将1927年至1954年所作之词集为《从碧词》。

1956年5月，将收藏的书画藏品中的8件捐献给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了褒奖状，后又陆续向国家捐献了许多古代字画与文物；初夏，先后在北海公园举办“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和“现代书法展览会”，后又先后在济南、青岛举办现代书法展览；7月，人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委员、编研组长；是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章士钊、陈云诰、叶恭绰、萧劳等发起成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任副主席。

晚年时期

晚年张伯驹

60岁直至1982年去世，这一时期（1957年—1982年）是张伯驹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国家，但其人生却累遭灾难，而愈显骨气奇高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是词的创作，书法绘画艺术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57年，参与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成立“老艺人演出委员会”；5月，对戏剧界现状提出批评。两个月后，戏曲界、国画界联合举行张伯驹批判会。

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其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1959年，《从碧书画录》撰写完毕；1960年，《丛碧书画录》补遗写毕，自费线装油印、发行。

1961年10月，任职于吉林省博物馆；11月，在吉林省戏曲学校演出京剧《问樵闹府》；是年，撰写《素月楼联语》，并完成《丛碧词话》的写作。

1962年2月，由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5月，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是年至1965年，约集于思泊（于省吾）、罗继祖、卢慎之等一起编写《春游琐谈》6卷；同年，应邀列席吉林省政协扩大会议，并加入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当选为委员。

张伯驹

1963年，在天津录京剧唱段，计录《定军山》《空城计》等6段唱腔；在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年会上先后作学术讲座“群玉堂法帖考”和“从楝亭夜话图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是年，在《乐观词坛》上发表《春游词》。

1964年，将南宋杨婕妤作品《百花图》以及其他古书画共计30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

1965年，将1961年至1965年的词作集为《春游词》。

1966年，作词《鹧鸪天·丙午除夕》两首，被认为是反动诗词，受到批判。

1967年，被撤销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职务；是年，写下痛斥林彪、江青的《金缕曲》词，被打成“现行反革 命”。

1968年—1969年，在吉林省文化系统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和思想改造；1969年1月，撰写《我的自述》。

1970年3月，提出退职申请，获得吉林省博物馆同意；与潘素被送至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当地拒绝落户，数日后返回北京；是年，将1970年前后所作之词集为《秦游词》。

张伯驹创作中

1971年11月，章士钊致信周恩来，提议聘请张伯驹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2月，周恩来批示，要求具体研究落实聘任一事；1972年1月，获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3年，将本年所作之词集为《雾中词》；1974年，撰写一卷《红毹纪梦诗注》。

1975年5月—6月，参加国务院组织的文史研究馆馆员参观天津、河南活动，并作《天津参观纪事诗》16首、《河南参观纪事诗》43首；是年，将其1974年所作之词集为《无名词》，将1975年所作之词集为《续断词》。

1978年3月，吉林省委宣传部批示，为其“攻击江青”一事平反，恢复名誉；是年《红毹纪梦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寄去《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一稿，并整理写作《唐五代宋元明清词选集评》。

1979年3月，北京市委改正其“右派分子”问题。

张伯驹

1980年3月，“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4月，应邀赴天津为京剧演员及京剧研究者做讲座；5月，与黄君坦合编《清词选》，并题写《书青绿山水画论》；11月，任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并受聘为北京市戏曲研究所顾问。

1981年3月，作“文学、书法与绘画之关系”讲座；5月，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后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北京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7月，获聘为《词学》编委；11月，所著《丛碧词话》在《词学》第一辑上发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家世背景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创作书画

张伯驹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生父是张锦芳（字絅庵），为前清秀才，曾任度支部郎中，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张伯驹6岁时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字馨庵），随父移居天津南斜街。

婚姻生活

张伯驹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两人也未留下子嗣，李氏在1939年去世；张伯驹第二任妻子是京韵大鼓艺人邓韵绮，烧菜是一把好手，也能和张伯驹对饮畅谈，结婚后张伯驹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便逐渐疏远了她，1948年两人离婚；第三任妻子王韵缃是治家能手，家里上下都由她打理，也是三人中最明事理顾大局识大体的一位，两人育有一个儿子张柳溪，1952年两人离婚；张伯驹的第四任妻子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画家潘素，两人育有一个女儿张传彩。

痴迷京剧

张伯驹出演京剧

张伯驹自幼便喜爱京剧，在他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张伯驹40岁生日时，为了赈灾所演《失空斩》，这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后人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誉之。张伯驹还有幸与梅兰芳合演过《八蜡庙》。张伯驹对京剧艺术，亦有精到的研究，并著有《京剧音韵》。

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驹在沦陷区除了日常负责照料上海盐业银行及总处事，还着意于为中华民族挽救文物，尽己之所能，避免国宝流失海外，他在这段时期收藏了《春游图》《自书诗》等传世珍宝，后来都无偿捐赠给了国家。从张伯驹两首《换巢鸾凤》中，能够找寻到张伯驹内心深处的爱国情结。这一份爱国情结，才是张伯驹离开沦陷区，回到国统区的内在动机。张伯驹则通过引用典故，融入历史元素，拓展了美的深度，赋予美感以深刻的历史感；通过昔与今的对比，突出在历史的巨变中，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爱国心，借此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

创作作品

作品名称	作品规格	作品图鉴
《四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七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七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七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七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七言对联》	65cm×13cm（单幅）
《唐诗》	105cm×46cm
《鹧鸪天重至香港感赋》	67cm×33cm
《青山绿水直论》	40cm×84cm
《楚泽流芳》	39cm×47cm
《垂杨飞絮》	80cm×39cm
《兰草》	68cm×33cm
《上面春风》	68cm×34cm
《红梅图》	98cm×49cm
《红梅图》	69cm×34cm
《菊》	68cm×26cm
《兰草》	68cm×35cm
《一枝初开》	93cm×35cm
《梅兰》	66cm×26cm
《墨兰》	45cm×67cm
《梅石图》（与潘素合绘）	134cm×68cm
《兰石图》（与潘素合绘）	84cm×32cm
《芭蕉樱桃图》（与刘海粟合绘）	123cm×66cm
《怪石松鹰图》（与潘素、刘海粟、李苦禅合绘）	136cm×68cm
《山水》（与潘素、齐子集、于非闇、张大千合绘）	102cm×36cm
《秋窗风雨图》（与潘素合绘）	131cm×65cm
《行书星垂江入五言联》	/
《行书迟到眠实至七言联》	/
《行书手札》	/
《老干繁华》	/
《三友图》（与潘素合绘）	/
《梅双竹青》（与潘素合绘）	/
《何可一日无此君》	/
《红梅图》	/
《风惠图》	/
《行书手札》	/
《行书手札》	/
《梅花》	/
《老干疏花》	/
《红梅图》	/

鉴藏作品

据2023年1月《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张伯驹的书法鉴藏与捐献”文章数据，张伯驹《作品集》书画篇中录书画名品20件，其中书法名品9件，均注作者简介、鉴藏印 记、释文及流传过程。《烟云过眼·丛碧书画录》中书画收藏共117件，其中书法作品27件，介绍了收藏作品的装潢、技法、流传等专业性术语。

藏品名称（部分）	藏品作者	所处年代	作品书体
《五王经卷》	仓慈	曹魏	小楷
《平复帖》	陆机	西晋	今草
《隋人写经》	/	隋朝	小楷
《上阳台帖》	李白	唐朝	行草
《张好好诗》	杜牧		行书
《道服赞》	范仲淹	北宋	小楷
《自书诗卷》	蔡襄		行书
《诸上座帖》	黄庭坚		草书
《杜门帖》	朱胜非	南宋	行书
《书札册》
《杂诗帖卷》	吴琚	南宋	行书
《草书千字文帖》	赵孟頫	宋末元初	章草
《篆书千字文卷》			篆书
《妙法莲华经卷》			小楷
《自书诗卷》	仇远	元朝	行书
《自书诗卷》	李东阳	明朝	行草
《顾璘书卷》	顾璘		行书
《王宠书卷》	王宠		行书
《千字文卷》	项元汴		行楷
《自书诗册》	文彭		草书
《行草书轴》	来复		行草
《行书轴》	郭振明		行书
《书札册》	杨廷和		行草
《草书轴》	王铎	清朝	草书
《自书诗轴》	龚鼎孳		行书
《丛碧山房·横幅》	康熙		榜书
《嵩高峻极·横幅》			榜书
《行书轴》	姚鼐		行书
参考资料

诗词艺术

诗词题材

张伯驹留影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张伯驹一生作词数千首，大体分为写景抒情词、感事抒怀词、亲情词三类。写景抒情词总是在风景中点燃读者的强烈感情；感事抒怀词更能使人在词人的感受中体味自己的感受，从而陶冶人们的心灵；亲情词则直接道出了悲欢与共的爱情真谛。真与纯是张伯驹词作的特色。

写景抒情词，是指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描写对象的词，也可以说是风景词。张伯驹的山水词主要是旅游风景之作。游览名胜古迹，观赏佳山胜水，不仅为词人提供了创作内容，也激发了张伯驹的创作情感，使词人的情操和性格得到陶冶，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张伯驹的山水旅游词形成了语言清新、韵致清纯的风格。这些词之所以被称为词人之词，也主要是从其作品中感受到张伯驹那纯净真实的词心。

感事抒怀词，在特殊的年代，张伯驹那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凄凉成了其情感的源泉和词作素材。其词作的风格已由轻灵欢快，渐变为沉郁、伤感而不失婉约与直率。张伯驹的心情会因感伤的景物触景而伤情，也会随阔大而纯净的气象而忘情。无论在何种景况下，张伯驹的词作无论是沉郁或疏朗，都是以其纯真与任纵的本性，在词的世界里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赞美青山秀水，还是抒发哀怨之感，张伯驹的诗作都能保持着纯真的天性，这似乎与他的阅世深浅无关，他那种熔铸到骨子里的志节操守，那种读书人的德性修养和雅怀逸抱，亦即是一种纯真的文化性格，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1981年，张伯驹、潘素与女儿一家合影

亲情词，特别是爱情词，也是贯穿张伯驹一生的，只是他早期的爱情词一般是没有特指对象，或者可以说是沿袭唐宋情词的一般风格。自从和潘素结婚以后，张伯驹的爱情词就有了固定的对象，就是他的妻子潘素。 他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处于生离死别的险境，还是平静如水的日常，都可以感到张伯驹爱情词的专一和纯真。

诗词特质

人格是张伯驹词作的灵魂。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词作的生命，一切文学样式都应该是美的，尤其是词，其特征就是美，但有了美丽的外壳，还必须有真纯而动人的情感，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张伯驹早年生活优裕，一心攻读学问，可以说阅世较浅，尽管其晚年真正经历了人生的挫折沉浮，看尽了人性的虚伪和生活的无奈。但是，这一切外在的世象，却未能消蚀磨损他的性情和人格。张伯驹一生应该说富贵过，也贫寒过。由富贵到贫寒恰似一副洞透人生的眼镜，透过它能够折射出张伯驹始终坚守自己的人性特质的品格。张伯驹词作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真与纯，就在于直击人心，就在于持久的生命力；其次，纯真是张伯驹词作的品质。张伯驹畅游山水的观感，及其遭贬出关，备受人情冷暖的悲愁与思乡之情，以及他的爱情，可以说都是个人一己的感受，但因其人性的真纯，则唤起了人们的共鸣。 也就是说，张伯驹把普天下之人有此类似遭遇或虽无此遭遇，但具有人类同情心的人们的情感都写出来了。那种快感、单纯或悲哀，或无可奈何使每一个读者感到张伯驹好像就是自己的代言人，道出了自己能够感到却无法形成的那种由纯美词句所营造出来的意境。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感动作者自己，才能打动读者大众；再次，艺术是张伯驹词作的追求。真与纯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风格，具有特别自然和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写景抒情词词总是在玲珑剔透的风景中洋溢并点燃读者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强烈感情。他那哀婉动人、毫无掩饰的感事抒怀词更能使人在词人的感受中体味自己的感受，从而陶冶人们的心灵。他那挚情深深的亲情词则直接道出了悲欢与共的爱情真谛。张伯驹的这种真与纯的词作，对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培养审美能力，提高精神境界，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诗词情结

晚年的张伯驹

张伯驹的词作大都是其人生经历和现实生活的写照，其一生喜爱花草，他的词以花草为题者众，爱花、咏花、赞花、叹花、喻花，成为他诗词创作的灵感和载体。张伯驹的诗词词意情愫不是浮在汤水上的油花，而是溶在汤中的盐糖醋酱，五味杂陈尽在其中。张伯驹的词是一个花草葳蕤的诗词佳园，是当代词人构建的一座艺术宝库，四时的花花草草，人生的际遇坎坷，心绪的悲喜情愁，真情大美尽在其中。其词如其人，其词如其心。张伯驹的词净洁中能显现出尘埃飞扬的俗世，静谧里可听到喧嚣噪耳的真实。张伯驹的词以慧眼热心阅事察物，任凭人事更迭身世沉浮而冷面冷眼观之，并以平和的笔触写出炽热的心襟。

书法艺术

书法综述

1982年2月25日，张伯驹最后合影。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有着研究，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的书写风格，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书法样式，对当下书法的创作和学习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张伯驹强调师古于前化之为后，如何师古而化，张伯驹主张先取其神。这个“神”并非是指神秘莫测的变化，而是与“形”相对的精神。50岁后的张伯驹书法更多的是表现自我的内心，欲书先散怀抱，张伯驹晚年的“鸟羽体”给人一种萧散简远、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人观之放松，品之恬静。张伯驹书法反映的是其高尚的人格，更多的是朴实与真率。张伯驹将法度内化于心，加之情感的自然流露，达到了物我两忘师古而化的境界。

书法启始

张伯驹学习书法的经历与大多数书法爱好者一样，都是从经典古帖的临摹开始的，对于张伯驹来说，《十七帖》和《大观帖·太清楼帖》对其书法的学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伯驹在临摹的过程当中也融入自己的书写风格，这也正反映其“师古而不泥古”的可贵之处。张伯驹的书法学习“师古”而不“泥古”，忠于气韵而不苛求形似。

张伯驹先生与夫人潘素在鉴赏书画

张伯驹在书法学习上，除临摹王羲之法帖之外，还注重楷书古帖的学习。40岁后，张伯驹开始学习楷书，三国时期魏国钟繇的《宣示表》就是经典的小楷法帖之一，为张伯驹所喜爱。但从目前所见的张伯驹楷书作品中并未发现钟繇小楷的印迹，但其笔画端庄、结体舒朗、干净洒脱，从中能够品味到较为明显的章草韵味。综上可见，张伯驹书法学习的基本态度是力倡遵循传统碑帖的，对经典法帖的临摹既是书法学习的敲门砖，也是习练书法的基本功。

书风嬗变

蔡襄学书先是追随欧阳询、虞世南笔意，后又崇尚王羲之，也集众家之长，最终形成自己的书写风格。张伯驹在得到蔡襄《自书诗帖》后，每日心摹手追，临帖不辍，将此帖视为临摹的范本。《自书诗帖》给予张伯驹以书法启迪，其由此帖悟出学书需重神似的道理。《自书诗帖》是张伯驹书法风格的转折点，在其得到并学习此帖后，最终形成自己的书法风貌。张伯驹这一时期的笔法抑扬顿挫，章法秀丽舒朗。“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是笔法核心。

行书赏析

张伯驹书法作品

就像音乐需要对声音进行统一布调一样，书法的结体也需要对线条进行统一的调配。书法美的基本规律，就是 要做到“违” “和”的统一 。张伯驹的行书字与字之间多呈独立形态，有利于字迹的辨识，整体观之，风格清新流畅、清雅脱俗而又充满趣味。章法布局上活泼俏皮、率真洒脱，字里行间散发着文人的书卷气，这也正是张伯驹天真率性的个性与追求“神似”的书法临摹的有机统一，同时也丰富了张伯驹书法的表现张力，其在行书书写上的功底，可以说胸藏锦秀、技法娴熟，达到内容与形式的融合。

鸟羽体赏析

张伯驹的鸟羽体作品，刚柔相济是其笔法上呈现出来的特点，书写以线条的形式展现出来，字字独立，飘逸婉转，通过笔画的轻重、提按变化，将书法艺术的韵律美表现出来 。刘海粟曾评价张伯驹的书法：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鸟羽体”只是对张伯驹书法艺术的比喻，因其书法笔势盘曲缠绕，飘逸飞动，颇类禽举，故称之为“鸟羽体”，是以物喻其形、喻其势，被称作“鸟羽体”既生动又形象。

绘画艺术

画作风格

张伯驹绘画作品

书与画二者合一，在绘画中追求书法味道，以书入画，书法作画，在张伯驹的绘画中也有所体现。张伯驹善画藤梅，以瘦硬见长。在《红梅图》中，梅干崎岖，梅枝劲细曲折，与书法用笔近似，多破折，以此表现梅树的优 美动态。张伯驹晚年将 “曲折”尽显于自己的书画艺术之中，这既是多年学艺，临习各家风格后内化为自我风格的体现，也可以看到张伯驹将晚年坎坷经历投射到艺术创作中的反映。

戏曲评论

曲论思想

曲论作为古代文艺批评的模式，在明清戏曲批评活动中屡见不鲜。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以“诗”评“曲”，以“注”补“戏”，不仅丰富了传统曲论形式，也凝结了张伯驹的曲论思想。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注》中打通“诗”“曲”之限，以“诗”评“曲”丰富传统曲论形式；有效沟通“史”“艺”之界，以“注”补“戏”拓展传统评论内容；借助自己“演戏”和“观剧”的双重身份，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进行合并阐释，以全新的视角解读戏曲表演的全过程。张伯驹沿袭评曲传统，以诗词记戏不仅能够彰显诗歌表情达意的功用，而且能够钩沉旧事，唱和故交。张伯驹对“吟诗”和“唱曲”有认知，且对发声技巧及音韵调式有见解。

捐献国宝

陆机《平复帖》局部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张伯驹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1946年，张伯驹偶然发现中国传世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正被人售卖，售价240两黄金。张伯驹囊中羞涩，为防止国宝散失国外，毅然卖掉自己住房，又借部分钱款把画买下来。张群闻讯后加倍出500两黄金乞张伯驹转让，张伯驹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欲出30万元购买，亦遭拒绝。

1956年，张伯驹、潘素将包括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诸上座帖》在内的八件书法珍品无偿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为张伯驹、潘素颁发褒奖状，称赞其无私奉献精神“化私为公，足资楷式”。

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在张伯驹的藏品中，西晋陆机《平复帖》是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合为双璧。此外还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代钱选《山居图卷》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夫妇陆续将收藏多年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30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等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文物保护

展子虔《游春图卷》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伯驹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品、赝品，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其考订，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需大笔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1947年4月19日，张伯驹又作为专门委员，与徐悲鸿、邓以蛰、启功等人出席了故宫博物院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四次谈话会，讨论书画收购事宜。张伯驹颇为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张伯驹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

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了7项内容详实的建议，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藏品保管、陈列、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他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其范围和性质应当是古与中；应尽速整理院藏戏曲资料，并成立专室供人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应设立铭刻墨迹馆；南京博物院之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应归还故宫，以保持此批文物的完整性；应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同时，张伯驹强调故宫博物院必须保持它的完整体系，不得内设其他无关机构；院内部队及眷属，应早为迁出。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发展大局着眼，其指导思想与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

书法传承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贡献除了在收藏、捐赠和研究上，在对书法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上也是极尽所能。1956年，张伯驹与陈云诰、溥雪斋、徐石雪、黄晏生、董寿平等人创办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张伯驹与其他有志之士通过举办展览和书法交流活动， 为中国书法的普及教育、书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贡献。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七项建议，其中涉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的，便是建议故宫博物院设立铭刻墨迹馆，并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1980年，张伯驹已是耄耋老人，对传统文化的痴心不减，依然牵头组织文化活动。是年，北京中山 书画社成立，张伯驹仍担任社长，并身体力行于书画社的组建工作。

张伯驹

“张伯驹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文化名人和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国家文物局评）

“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着磊落胸襟和高尚品格。”（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评）

“丛碧（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油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评）

“张伯驹在诗词、戏曲、书画等领域均卓有建树，颇具名气。”（《光明日报》评）

“先生（张伯驹）异代相赏于这些历史诞生的文墨艺匠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才情，正如杜少陵之于先贤宋玉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风流儒雅亦吾师’，彼此有精神境界之投契。”（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周汝昌评）

“张伯驹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就卓著，集当代集诗词著述、古书画收藏鉴赏、京剧艺术研究、书法绘画一身，与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公子’，被周汝昌称为中国词坛之‘殿军’。”（《大河报》评）

“张伯驹是爱国主义的楷模，保护和传播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为人师表的典范。”（中国当代书法家、教育家、书法理论家欧阳中石评）

张伯驹游园中

“流芳千古的大艺术家、大收藏家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热爱民族文化事业。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们为避免国宝流失而不惜倾家荡产，把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和忠诚捍卫和保护了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为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没有将价值数百亿的‘国宝’留给子女，却无偿分期分批献给了国家，现已成为中国的‘镇国之宝’和‘民族之魂’。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和高尚品质，为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美术史家、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评）

“在近代历史上没有著名戏剧家张伯驹等人的建树和努力，就没有当代京剧的辉煌。”（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评）

“张伯驹在上世纪的文化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一段传奇。在那民族危亡、文化衰落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不惜倾家荡产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国宝级文物。他奔走呼号，为振兴发扬诗词书画等传统文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将所藏书画捐赠国家更显其品格，国难之际以一人之力守护文化命脉，太平之时又将毕生心血奉献国家，其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一般收藏家，足当民族文化之‘峻峰’。”（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评）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卓越的词人、戏剧家、书画家、文物收藏鉴赏家，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社会身份与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名人。”（《周口师范学院学报》评）

纪念故居

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什刹海后海南岸，掩映在一丛绿树背后，是一扇红漆大门。在这扇大门之内就是新挂牌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后海南沿26号。这里是张伯驹最后的居所。张伯驹搬离了承泽园后，买下了后海南沿这座小院。正是居住在这座小院期间，张伯驹和潘素将他们收藏的书画珍品《游春图》《平复帖》等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唯一留给子女的就是后海南沿的小院，现在张伯驹的女儿将小院作为“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设立基金

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12月，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业务主管，在民政部设立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以张伯驹“文化为公”的人文思想为核心。主要以传播爱国主义人文精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三大核心理念。弘扬张伯驹、潘素爱国家、爱文化的人文精神，支持祖国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研究、发展、传播和交流。基金会恪守“筹措文化基金，反哺文化公益，扶持文化人才，推动文化创新，整合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交流，推进文化事业，致力文化繁荣”为宗旨。

纪念公园

张伯驹公园

张伯驹公园位于项城人民公园西南角三角地带，占地85亩，分为张伯驹纪念馆和园林景观区，是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项目总投资7300万元。公园东西狭长，开放式大门朝南，进入大门，黄河石上镌刻着的5个红色大字——“张伯驹公园”，再向北面走，迎面是汉白玉柱架起的“张伯驹纪念馆”牌楼，牌楼的北面，是张伯驹纪念馆馆室。

研究机构

张伯驹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9月25日，是周口师范学院的特色研究机构，也是全国首家专门的张伯驹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着重致力于张伯驹精神、生平、诗词、书画、收藏鉴赏、京剧艺术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学术研究，努力将张伯驹的爱国精神和其守望中华优秀文化的情怀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