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战后，莫洛托夫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他是斯大林的战友和支持者，为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并参与领导了大清洗。1939-1949及1953-1956年兼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是斯大林国际谈判的主要代言人和顾问，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越敌占区上空与西方领导人斡旋。他善于使用外交手段维护苏联的利益，尽管斯大林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的妻子也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但他自始至终支持斯大林。由于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政策有不同意见而于1957年6月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诗人丘耶夫结为好友，在丘耶夫与他进行的139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是列宁的战友中少数几个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

中文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外文名：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

别名：斯克里亚宾

国籍：苏联

民族：俄罗斯族

出生日期：1890年3月9日

逝世日期：1986年11月8日

毕业院校：喀山市第一实业中学

职业：外交家

主要成就：莫洛托夫计划

出生地：俄罗斯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

莫洛托夫一家合影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原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криабин），早年参加革命时，将姓氏改为“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取“锤子”之意（俄文“锤子”为моло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890年3月9日，莫洛托夫生于俄罗斯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今基洛夫州苏维埃茨克镇）的店员家庭。1902年，进喀山市第一实业中学学习。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莫洛托夫投身革命运动，参加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山各学校中组织秘密革命小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906年，莫洛托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9年－1912年，莫洛托夫先后担任布尔什维克《火星报》和《真理报》的编辑．撰写出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洛托夫被派往莫斯科，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由于奸细告密，莫洛托夫于1915年6月遭到逮捕，被判处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流放三年。一年后，他从流放地逃回彼得格勒。根据列宁的提议，莫洛托夫改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委员。

1917年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2日，彼得格勒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洛托夫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莫洛托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8年夏季，苏维埃俄国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协约国勾结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武装干涉，制造粮食恐慌，企图用饥饿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1919年，莫洛托夫先后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主席、俄共（布）中央和苏俄政府驻伏尔加河地区全权代表，领导人民同饥饿作斗争。

莫洛托夫、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1937年。

1919年底，莫洛托夫调任苏维埃下戈罗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在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任顿涅茨州委书记，负责该地区工业的恢复工作。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第10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年，莫洛托夫出任党的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职务，主管农业。

1927年－1928年，莫洛托夫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之后，莫洛托夫成为三十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1年，斯大林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自1946年起改称部长会议主席） ，莫洛托夫改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莫洛托夫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1957年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以8：4票的表决结果，将赫鲁晓夫罢免。赫鲁晓夫得到消息时抗议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决将他罢免，才算合法。在格奥尔基-K-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手中掌握着庞大的空军部队）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集合了起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的监时会议从6月22日开始至7月3日结束。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这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同时决定惩戒他们的同党：德米特里-P-谢皮洛夫。基本上这些人都被指控为妄图复辟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在1956年一次讲话中就已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理论。

莫洛托夫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终为斯大林奔走。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著名诗人丘耶夫进行了139次谈话，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1984年被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他是列宁的战友中少数几个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

莫洛托夫与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

自1906年起，莫洛托夫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员。与俄国其他反对沙皇统治的政党大不相同的是，布尔什维克一般不搞恐怖暗杀活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沙皇在镇压革命活动时，多少对布尔什维克有些手下留情，这样革命党人克里亚宾（1915年起化名莫洛托夫）才免于一死。1917年，莫洛托夫逐渐成长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坚骨干，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并忠实地追随斯大林。1930年底，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1939年8月3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晤，签署密约，划分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根据这项协定，苏联的势力范围涵盖了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和芬兰。正是为了占领芬兰，并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

在战争开始时，苏联飞机轰炸了芬兰城市赫尔辛基和图尔库。莫洛托夫在代表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时称，苏联飞机向芬兰投下的不是什么炸弹，而是为饱受饥饿煎熬的芬兰工人提供的救济粮。这些话引起了芬兰人的极度愤怒，莫洛托夫顿时成了芬兰人漫画和讽刺歌曲贬损的对象。芬兰军民将苏联投下的燃烧弹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

在苏芬战争中，芬兰人爱用燃烧瓶对付苏联坦克，并且在战场上大显神威。出于对莫洛托夫的仇恨，芬兰士兵便想对莫洛托夫还以颜色，随口就把这种燃烧瓶称为“敬莫洛托夫的鸡尾酒”。因外国记者对芬兰文吃得不透，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走了样，燃烧瓶就以讹传讹地变成了“莫洛托夫鸡尾酒”。

严格来说，自制的反坦克燃烧瓶也不是芬兰人的发明。这种武器最早出现在1936年，首次亮相是在西班牙内战中。在距马德里30公里的一个小镇附近，佛朗哥的士兵用燃烧瓶击退了共和军坦克纵队的攻击。从此这种简便易得的武器便风靡全世界，苏联士兵后来也用这种自制燃烧瓶焚烧德国坦克。

莫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于1890年3月9日出生在维亚特卡省库卡尔加镇的一个店主家庭。其父手头还算宽裕，遂使他得以在喀山上了中学。1905年参加了喀山布尔什维克小组。190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遭逮捕，被流放到沃洛格达。流放期满后，1911年来到彼得堡，成为该地工艺学院的一名学生。1912年在《明星报》工作，后在《真理报》任编委和秘书，同时还任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委委员。1913年－1914年又被捕过几次。1915年被判决充军3年，流放伊尔库茨克。1916年从流放地逃回，任布尔什维克党俄罗斯局委员。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党的许多领导人遭到逮捕和流放，他很自然地就成了党的著名人物。3月，当选为中委、《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918年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年底任苏维埃下诺夫哥罗德省执委会主席。1921年十大时当选为负责行政事务的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任政治局委员。

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之后，莫洛托夫成为三十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9年5月，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当时战争乌云笼罩着欧亚地区，世界大战的危险十分严重。为争取时间，延缓战争的到来，苏联同意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中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当晚，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同他进行会谈，并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5月，斯大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改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入苏联。当天中午12时，莫洛托夫受苏联政府委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体人民和武装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光荣地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勇敢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从此开始。6月底，苏联政府成立以斯大林为主席、莫洛托夫为副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晚年的莫洛托夫与妻子

1941年底到1942年初，苏联军民在莫斯科城下重创德军．击溃德军50个师，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宣告了法西斯德国"闪电战"的破产，打破了德国武装力量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争夺战略主动权，巩固和发展反法西斯同盟，苏联要求英美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5-6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5月26日，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关于在反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战争中结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相承允给予彼此军事及其它一切援助与支持"，"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互相给予经济援助"，但没有最后确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因为美国当时尚未就此问题表明态度。美英双方商定，莫洛托夫先访问美国，返国时再取道伦敦商讨这个问题。5月29日，莫洛托夫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及霍普金斯等人，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举行会谈。莫洛托夫说，第二战场问题既是个军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政治问题，通过谈判，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达成圆满协议"。6月9日。莫洛托夫回到伦敦继续谈判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公报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也写上了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业已"达成圆满协议"。苏美、苏英会谈公报在莫洛托夫6月12日抵达莫斯科后发表，进一步巩固了反法西斯同盟。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莫洛托夫陪同斯大林参加德黑兰会议，同英美两国首脑丘吉尔及罗斯福会晤。会议最后确定美英军队应于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还就战后对德国的安排等问题交换意见。美、英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初，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仍在顽抗，英美希望苏联尽早对日本宣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莫洛托夫及驻美大使葛罗米柯陪同斯大林出席这次会议。雅尔塔会议讨论了苏联对日本作战的可能与前提条件，通过了关于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严惩战犯及战后德国民主化等决议。决议规定德国投降后将由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在柏林设立由盟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组成的管制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在战后建立联合国这一新的国际组织。

莫洛托夫之墓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占柏林。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为了加快结束对日战争和巩固对德战争的胜利，苏美英三国首脑于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消灭德国垄断组织，惩治战犯，四国共同占领和四国共管柏林，要求赔偿，确定波兰西部边境等决定。莫洛托夫出席了这次会议。7月26日，苏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没有正式答复，仍表示要作战到底。8月8日下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通知日本大使："希特勒德国被击溃和投降后。日本是唯一仍坚持继续战争的大国"，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基础"，从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表彰莫洛托夫在战争期间的工作，苏联政府在11月授予他第3枚列宁勋章。1949年初，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据说是参与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捕。莫洛托夫随之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并且也不参加重大决策。 1950年3月，莫洛托夫60岁生日时，苏联政府授予他第4枚列宁勋章。在1953年3月9日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追悼会上，有三个人讲话：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 此后，莫洛托夫历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监察部长等职 。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 ，莫洛托夫因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而被撤职。1962年，莫洛托夫退休。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1986年11月8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病逝。

时代周刊上的莫洛托夫

波兰托派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认为：”莫洛托夫则全然缺乏特色，与捷尔任斯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到30岁时就已在领导集团中占据高位了：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之前，他就已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了。后来他在斯大林手下成了后者的主要助手。甚至在这个时期内，他的狭隘和迟钝就已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传为笑谈。他似乎缺乏任何政治才能和创造性。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通常以第二流或第三流报告人的身份出场讲话，而他的发言总是那样枯燥乏味，令人厌烦。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后裔，伟大的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亲戚。但他却根本不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闪光—这闪光曾在1917年闪耀过一阵—可现在已完全熄灭了。

莫洛托夫几乎是从革命者转变为官僚的十足典型；而他的地位上升就在于他转变得十分彻底。他一贯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几点特别的长处：无限的耐心、冷静沉着、对上级卑躬屈膝，而在上级眼里，他那不知疲倦的机械般劳作恰好弥补了他的庸碌无能。他很早以来就像影子一般依附于斯大林，也是很早以来就对托洛茨基怀有一种交织着恐惧的强烈反感。有一则轶事说，托洛茨基有一次来到书记处，对那儿的什么事情不满意，就指着莫洛托夫的鼻尖奚落书记处里那些愚蠢的官僚；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叫道：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并非每个人都是天才啊！“

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尔洛维奇·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极其冷静和毫不留情的人。他顺利地经受了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所遭受到一切可怕的意外和考验。他曾经在那样一个利益经常发生变化、个人生存不断受到威胁的社会里生活并飞黄腾达。他那黑色的短须、深邃的目光、毫无表情的面孔、雄辩的口才和泰然自若的神情都极好的反映了他的尊严和才能。在所有适用于充当那部行动难测的机器的政治代理人的人当中，莫洛托夫比谁都站得更高……我只是在一些地位平等的场合回见过他。有时是在偶尔出现插科打诨的谈判桌旁，有时是在宴会上。在那里，他常常殷勤地一再提议干杯，这种祝酒往往是官样文章和毫无内容的。我从未见到过这样一种生灵，也许他更像现代观念中的自动机器。然而，尽管如此，他显然仍不失是一位理智的、受过精心训练的外交家。至于他是如何对待比他级别低的人的，我说不好。但从谈话记录可以了解到，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作出粉碎德军后将要向日本发动进攻的允诺之后莫洛托夫是怎样对待日本大使的。那一次次微妙的、试探性的、困难的会见都是在极为冷静、神秘莫测的、彬彬有礼的、官样文章的气氛中进行的。真相一刻也未曾泄露过。那种不必要的、生硬的语调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他那带有西伯利亚寒气的微笑和那些经过充分掂量的、往往是高明的言论，使他成了受到死亡威胁的国际形势下苏联政策的理想体现者。就有争论的问题同他通信从来是无益的……毫无疑问，莫洛托夫是苏维埃政权一个有能力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又是很典型的代表人物——忠实的党员和共产党的信徒。……至于对外政策的准则，那么苏利、塔列兰和梅特涅会愉快地接受他加入他们的行列，要是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进入的冥府的话。”

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1890年-19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由于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政策有不同的意见而于1957年6月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终为斯大林奔走。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著名诗人丘耶夫结为好友，在丘耶夫与他进行的140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被恢复党籍，1986年逝世。

莫洛托夫是与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直到八九十岁高龄的晚年，仍然坚持青年时期的信仰和理想，坚持共产主义理论，殊为难得。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发人深思，其中涉及的一些理论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莫洛托夫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他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有深刻领会的，要比我们的一些所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在位者和“理论精英”，高明得多，因为他始终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的。

以下摘录的是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一书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章。该书采取的是对话的形式，摘录内容中蓝字是丘耶夫及其他人的话，黑字是莫洛托夫的话。每段话下面是谈话的日期，由于两人的对话先后持续达17年之久（1969年-1986年），期间苏联政局有很大变化，所以读时要注意。但正如丘耶夫所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莫洛托夫的观点基本上没变，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1976年的谈话

“现在我们报纸上说的不只是半真半假的话。您可以以25大为例，会上谈缺点多不多？其实缺点成堆。不过，这些缺点是否可以讲出来，我就没有把握了。我们将干什么？从中可以产生什么结果？事情干得不对头，我们对此却只字不提。可是生活在前进。人们会说（共产党员会说，但是这样的人我见得不多，尽管还是见到过，来自这个或那个集团），你们可看到了，事情干得不对头？你们是看到了，可是难道上面就看不到？上面也看到了，但是，首先，这些人的决心不够，其次，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得出结论。而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列宁却对此作好了准备。列宁和斯大林道出了严酷的真理，所以人们相信他们。”

1976年4月28日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列宁说：‘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首先取得胜利是可能的……‘首先'，看见‘首先'这个词了吧？首先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

“一切都说得多么准确！十月革命胜利5年后，即1922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说：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若干个先进国家的工人联合努力。’也就是说，可以夺取政权，甚至可以组织生产，但只能是首先，在一个国家里。要胜利，就需要联合努力。最先进的国家暂时还没有这样做。

“开始时不需要取得彻底胜利，而只要取胜。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胜，消灭剥削者，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指的就是这样的胜利。要取得列宁所说的彻底胜利，目前还不可能。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是不可思议的。或者保存前者，或者后者。而托洛茨基却不信……”

“能不能用数学语汇来表达：托洛茨基用的是死板的算术逻辑，而列宁用的是高等数学的增量逻辑？”

“没错。尽管有点简单，但可以这样比较，”莫洛托夫表示同意。“托洛茨基不相信农民会跟着走。这是他的一个大错。”

绍塔·伊万诺维奇说：“我们这是在上莫洛托夫学院。”

“我觉得，一切都说得很明白，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有人大大歪曲了列宁的思想，譬如波斯佩洛夫院士介绍列宁的生平时，只引了列宁这段话的第一部分（可以取胜），而第二部分（需要联合努力）却没有引用。连专门印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语中，也只有第一部分，没有第二部分。”

“列宁曾直截了当地说过，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需要时可以在其他国家发动武装起义，需要时也可以发动战争，——这是一位多好的护国派！”

“说过，但它不适合现在的形势，因为现在是和平共处。这就是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不会让步，既然我们已经卷入，那就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我们既加强内部，也加强外部，通过推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若干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使帝国主义无力对我们宣战，或者我们就应当准备好，如果革命提前爆发，他们就会干预，到时就可能爆发核战争。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说，形势可能严重地激化，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国家的胜利本身并不解决问题。

“德国进攻过。明天美国也可能发动进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说阶级斗争在熄灭，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1971年7月29日，1972年12月12日

1976年6月3日

“21大上（过去从未报道过）赫鲁晓夫说过，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如果已经取得完全彻底胜利，那还有什么好建设的呢？以此为理由，他们说：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用漂亮的招牌掩盖工作没有做好的事实。消灭阶级可是一项艰巨的革命任务。‘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说法，只是为了绕过这个问题，背离革命方向。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会自行消亡。其实这是典型的右派观点。说什么富农不用消灭，他们自己会……

“我们应当找到无须采用强硬手段的理由，应当做人道主义者，应当遵守法制——这就是他们的道德标准。但这不是革命的道德，它不能推动事物前进，而只会掩盖困难，绕开难题，借口是：我们在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说过，应当消灭阶级。人们说：‘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我们会渐渐地把一切都消灭的，暂时就听其自流吧。’毫无困难地，如用和平共处的方式，则会更快……赫鲁晓夫因此赢了一着，或者说赢得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大多数。您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们推崇的不是赞成或反对上帝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赞成一种教反对另一种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如果信仰这种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就是革命的，目的是实现这些任务。我们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相像。他们的人道主义是不使任何人受委屈。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托尔斯泰曾经鼓吹过，在培养人的同时不要触动资产阶级制度。这是因为他是地主，他不知道，不改变制度就不能改变人。

“如果我们的道德是为了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可是却不去触动制度，仍然保留行贿受贿和盗窃的老制度，那么这种道德将依然是腐朽的。而如果我们提出了摧毁旧制度、完成没有完成的事业的革命任务，那么就应当使道德为胜利和争取胜利的斗争服务。这是另一种道德。可是大家都想绕过它们。所以关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议论都是虚伪透顶的。如果没有根，我们为什么要奋斗，如果没有目标，我们为什么而奋斗，我们要走向何处？为了和平共处。那么就是同一种道德。

“我们这里还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这里有行贿受贿，有盗窃，有种种胡作非为……

“托洛茨基是滑头，百分之百的滑头。他指责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话，资产阶级哲学家就说过。当然，他们仿佛是说过，当他们还相信自己的力量，还赞成革命行动时，是说过近乎真理的只言片语。总之，英国的查理被砍了头，需要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处死了路易。但是革命没有就此结束。也就是说，地主被打倒了，这是伟大的革命事业。而再往前走，他们就不适合了。可是工人还不够强大。我们能不能就此止步呢？不能。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应当懂得当前的革命任务，知道任务是什么，不是光喊共产主义，也不是只说和平共处的漂亮话，而是要消灭阶级。任何其他决定性的革命任务都不存在。如果存在，那您说出来……

“现在无人谈及它们，因为这是革命任务。一下子不可能把阶级都消灭，那么让我们讨论一下怎样才能做到。可是无人讨论。也不想讨论。是否有别的途径呢？

“需要的只是工作，工作。为此要教育人。当然，要发工资，但是此外，还要教育。可是没有这样做。大家都以为有钱就能办事。我们的道德只能是革命的。我们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防止世界大战，我们不应当交出阵地，而是要加强阵地。如何办到？通过斗争。可是斗争是有危险的。那么就请作出选择吧。”

1976年12月7日

“我再给你们念一段托洛茨基的话：‘能否想象，在今后40至50年内欧洲社会主义将衰败，而无产阶级无力完成革命……’恰好50年过去了。这可以说是他的主要毛病。

“‘从何种意义上，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理论和政治义务，责成自己接受关于欧洲无产阶级在40至5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的推断呢……’

“瞧，他没有接受！

“‘我肯定，我没有任何理论或政治依据认为，我们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

“我的批语是：‘这不是理论论述。’

“‘斯大林同志1924年写过，一个国家，一个农民国家的力量不足以建成社会主义’……

“1924年2月说过，在一国可以组织起生产，但是不能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莫洛托夫说。

“可是在这里，托洛茨基仿佛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说。

“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利用得很狡猾，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应当有一条界线。”

“这不言自明。这是一条更为鲜明的界线。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国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国家，这是斯大林的看法。从列宁主义观点看，这是荒谬的。斯大林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应当有国家，但是，如果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

“军队和国家机关也会存在。”

“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莫洛托夫说。“住得好，生活好，丰衣足食，从小市民的角度看，这样就可以心满意足了。如果所有的穷人都能过得不错，这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其实这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外孙女来电话。）

“要么抛弃私人小铺，要么向国家纳税！她在复习功课，可是不愿意从事真正的工作。毕业论文没有交，为什么不交?我问，为什么不交？大家都交，你为什么例外？好好想想！”莫洛托夫在电话中说。他对我说，看来，外孙女的论文写得不好，我对她说，你写的是一派胡言，应当修改，你是个不笨的人，可是……（我感觉到，他爱自己的孙儿女劳拉、柳巴和斯拉瓦，当然也爱重孙波林卡。他能够为每个人找到合适的话。我记得1955年在阿尔捷克与少先队员告别时他说：“我去看外孙女。否则外孙女会说：‘我的外公跑哪儿去了呢？”——原注）

“马克思说，在建立在集体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互相交换商品。不交换，难道把商品扔掉？不，只是他们不用通过交换。没有商品货币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

“那么共产主义与这种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呢？”

“区别很大。瞧，事情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但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按每个人的……”

“最大限度地满足？”

“不，不是最大限度，而是较大限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任何时候都做不到。斯大林这样说纯粹是信口开河，也可以说是玩弄手腕。最大限度指的是什么呢？人人都要有钢琴，都要有汽车，这是谎言。也就是说，不是最大限度地，而是只能满足基本需求。大家都拥有，任何人都能使用的是公有的东西。譬如说，我，所有的部长以及其他人都在食堂用餐，一个月交60卢布就可以得到各种食品。干了100个劳动日，你就能领到报酬。马克思也说过，每人都能按劳动天数获得报酬。你干了活，制出了皮鞋，100双皮鞋，用100天时间制皮鞋，但你只能得到1双皮鞋，其余的99双鞋，你将换来其他商品，可以按需要挑选。”

“用什么办法计算？社会主义是要计算的。”

“用最严格的办法。最严格的。共产主义则要先进得多，因为那时商品将很丰富。那时候不仅要消灭阶级，还要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也可消灭，但在水平上仍有差距。”

“如果阶级已被消灭，城乡差别怎么还会存在呢?”

“恩格斯说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将不再有农民阶级，山区居民将过上与以前不同的生活，他们不愿再住在山脚下。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不要把一切都拉平，这样做没有必要，任何人都不会阻碍这样做。你想留在农村，请便，不过文化条件将差些。剧院少，但是你也许能看上电影或电视。”

“交往也会不同。”

“当然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也没关系。要使社会关系中的差别消失，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一下子能彻底消灭的，更不用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了。

“商品不会一下子就十分丰富。也许还要定量配给。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列宁说过：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收入都不能超过工人的平均收入。任何一个公职人员，这包括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收入都不应超过工人的平均收入。巴黎公社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我们这里也做到了吗？

“我们粉饰了尚未做到的事。关键是，只要有的人一月得100，有的人却得1000，那就无法克服官僚主义……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组织，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则要由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即知识分子来承担。”

“把知识分子称作阶层对吗？”

“对。阶层指的是什么呢？”

“这听起来有点贬义。”

“阶层就是阶层。你想当阶级？这并不更好。列宁要求消灭阶级。”

“西方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世界共产主义的纲领，是吗？”

“上帝啊，我们力量不大时都不怕，现在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没有放弃，只不过有点糊涂。

“……我们什么都有。有强大的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我们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只怕自己涣散，懒惰和不守纪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同自身的这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现在生活更加复杂了。而以前的生活是比较艰苦，比较艰苦。

“你们的任务是要认真思考。我已经老了，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应当认真思考。因为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就会变成瞎子。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什么可以代替物质刺激呢？我不同意宣扬兹洛宾（兹洛宾（1931-），建筑行业的革新者。1970年在住宅建设中推行了施工队承包法——原注）包工队，这是十足的包工队，这样的包工队在沙皇时代就多的是！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在我看来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物资刺激的6项因素：

“妥善而科学地计划生产。

“社会主义竞赛。

“选好干部。

“整个社会有共同目标（一切组织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工作）。

“社会主义的国际通盘经济一体化。

“对党进行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应涉及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问题），”莫洛托夫列举道。

1975年7月17日

1973年的谈话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为了教育青年人，而且不仅是青年，还有昏聩的老人和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中年人，除列宁外，别无所靠。而列宁却被认为是早就过时的人物，也就是说要依靠某种新的东西，实质是要使整个斗争上升到某个新阶段，一切都要加以重新解释。对许多问题都要用新眼光来看……

“我建议你们读一读列宁1919年底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我用自己的话来介绍，事后你们再读读原文，加深印象。我可以准确地转述他的思想。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章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不能消灭阶级。

“而在我们这里，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可是却在保护农民，集体农民。但是集体农民不应当受到保护，如果你希望农民幸福。要使农民脱离农庄，使农民变成社会主义农村的劳动者。就是那些主张保留农民，保留民主的人，恰好是反革命，他们企图让农民永远停留在原先的状态。这些人被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蒙住了眼睛。”

1971年7月29日，1972年12月12日．

1976年6月3日

“谁手上都有列宁的著作。历史学家格雷泽尔曼引用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中的话写道，共产主义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阶级是个长期过程，阶级的最终消亡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他们也提出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都必定要经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停顿的发展过程。列宁正确还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等于消灭阶级，也就是说，不会有社会差别，但是这种差别的最后消失，则要等将来……因为人也是从婴儿逐渐成长为学者的。譬如你先是儿童、少年，然后成了大学生，青年科学家。后来又变成了成年科学家。要在这些阶段中划分明确的界线是不可能的。”

“可是列宁设想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就消灭阶级。”

“不是设想，这与他的学说完全相符。但这绝不意味着什么都彻底完成了，因为它还要发展。列宁也没有把消灭阶级的事推到共产主义社会。事实就是如此。而那些人却要把消灭阶级的事往后推，而且还固执己见。这是没有革命性。这是不能推迟的。有时候的确要把某些事往后推，要先作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那样说。而这里却是把消灭阶级的事推到共产主义。可是问题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最主要的。他们却想跳过这个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跳过的。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来就厌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幻想躲避这种斗争，力图把棱角磨平。马克思也写过，在这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只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此外别无他途。可是，我们这里都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各种著作中都作了这样的修改。党纲也不例外。”

1976年4月28日

“你们结束了斗争，”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结束，”莫洛托夫答。

“我是指在国内。”

“在国内我们也什么都没有结束。还只打了个基础。”

“赫鲁晓夫曾准许……”

“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也没有结束斗争。相反，我们苏共纲领中的意识形态起的是阻碍作用。”

“天哪，党纲不对。”

“并不是党纲不对，而是它妨碍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在干活，才推动事业前进，农民，即集体农民尽管慢，但也在前进。他们没有真正的领导，相反，人们要忙于应付一些严重问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描述过金钱继续发挥统治作用的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你们找找看。而我们却继续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提到过我们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在已经完全建成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两种所有制的那种社会主义。本应克服过渡时期的这种残余，我们却把这种残余保护起来，从而阻碍了其他过程。而且还描述，说我们已建成共产主义。这是谎言。意识形态正是为此服务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确吗？”

“正确。开始时有点犹豫，最后采取了坚决态度。只有他一个人正确。我们起先甚至还不能完全理解。在这方面他有错的地方，我曾同他争论过。他把已经发表的部分和还在修改的第二部分的手稿都给我看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提出过保留货币，而且大量保留货币的社会主义。

“集体农庄这是过渡形式，过渡性的。任何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而我们却说，我们已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聊以自慰和就此刹车。我们应当消灭这种现象，动员人民的所有力量。一切都在激化，而且总会爆发。可是我们的领导人还不懂得，为他们起草文件的人只不过是一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基础已经打好，不能后退，于是就说：‘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让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等等。我们无法作任何过渡。勃列日涅夫就是没有懂得这些道理的领导人中的一个。他们不懂，不是因为不想懂，而是因为遵循的是市侩的意识形态，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宝贝在我们这里还很多，这不能不起阻碍作用。而有意思的是，你找不到考虑这一问题的认真的人。有谁发表过应当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靠拢的主张吗？这样的人您是找不到的。”

“如何推动？从何开始？从农庄还是从别的什么东西开始？”

“实际上是从农庄开始。”

“是消灭农庄，实行国有制吗？”

“对，对。要这样做，应当开展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以为什么都建成了，结果耽误了消灭农庄和货币的准备工作。我要告诉你们，除斯大林外，谁都没有下过决心，而且其他人根本就不懂得，我曾读过斯大林的论著并同他讨论过这一问题。斯大林开始时说得不明确，而在最后一封信中说得十分明确，即20年前他就说过，农庄已开始成为阻力。农庄可以依靠自己的资源，如果国家再投资呢？这将大大加快速度。党纲中说，农场是农庄的榜样，那末为什么不向榜样过渡，如果我们已作好准备，如果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不能无休止地议论。究竟为什么我们这里搞不好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械化。美国既不缺粮食，也不缺棉花和甜菜，为什么？因为那里到处是机器，一切都已全盘机械化。如果我们也能做到，就能超过他们。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把一忉都投入到这一事业上并且开始起步，而是仍把大量投资放到农业上……可是，如果我们改为农场式的建设方案，国家就会尽一切所能使生产全面通盘机械化，那就太好了。简直棒极了。我认为，农业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我们会很快解决农业问题，只是我们暂时还缺少机器，适于各地区使用的机器，可以互相配套，适于各种作物、各种品种的机器。如果我们能科学地、经济上内行地真正实行机械化，这项任务不难胜任。我们只关心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不落后。所以我们应当全力……”

“主要的是工业。大家都重视这个部门。”

“当然，此外已没有别的要重视的了。我们的处境很有利，是世界上不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唯一国家。美国要依赖，法国、英国，还有其他所有国家……我们完全不依赖。只是机器不够，有文化的人也不够。当然主要的是机械化。只要懂得了并且坚决地奉行这条路线，我们会很快地前进。

“……所以我们应当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懂得这个事业。”

“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人谈起这一点。”

“怎么没有人呢？有，而且非常多。哲学家议论，经济学家也议论。我们有两本关于科学共产主义基础的书。它们是由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编纂的。你们读一读，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胡编了些什么。”

“弄混了？”

“是的，全混了……和平，和平，和平把人的头都搞昏了。尼克松不会用双手给你送来和平。将是一场严酷的斗争，我们无法避开这场斗争。而你们却天真地喊和平，和平！写这种胡言乱语，不如把手折断。和平，和平！和平是争来的！

“……我们利用了某种东西：把手伸到了近东。但是手伸得太长是有害的。我们曾经向联合国建议：要是我们的伙伴同意，为了近东和平，我们将提供自己的军队，我认为这是我们最不谨慎的一个举动。”

“美国人也要提供自己的军队。”

“我们干吗要管闲事？这样做是多余的。过去我们利用了萨达特，为的是让阿拉伯人在更大的程度上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相对抗，已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他们，尊重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知道，应当联合起来，他们开始提价，限制石油出口，这只会对我们有利。就让萨达特这样干吧，这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有我们的帮助，他的行动会更积极。要是我们走开，只会帮帝国主义的忙……”

“弗·伊·列宁和约·斯大林会容忍萨达特消灭共产党吗？”绍塔·伊万诺维奇问。

“您想想！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和约，而斯大林同希特勒媾了和。他们不是傻瓜，是聪明人。您的想法太幼稚了。”

“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应当明白，当时大家都认为布列斯特和约太丢人，但列宁签了，而托洛茨基却反对。托洛茨基有多么聪明！我们同希特勒签了和约，而他们后来竟然又进攻我们，我们有多蠢！可是我们却几乎赢得了两年时间。赢得了！

“后来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个同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签订的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武器，为什么？中国唾弃这一条约，照样研制。法国也不理睬这一条约，我们自己却暴露无遗，而这成了毛泽东与苏联断绝交往的主要理由。条约的签订，促使了中苏分裂。这个错误几乎无法纠正。中国人后来继续往下滑，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半马克思主义者。（此处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引者注）”

“看来是赫鲁晓夫驱使我们走了这一步。”

“不是驱使，而是把我们卷进去的。签了条约就有和平，和平！但是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和平。”

“我们把数十亿卢布送到国外，结果钱都白扔了！”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钱被扔到哪儿了呢？”

“譬如扔到智利。几年前您就对我们说过，智利坚持不了多久。”

“好，智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智利，有胜利也有失败。”

“给萨达特帮助……”

“这是小市民式的议论，街谈巷议。”

“要是萨达特倒向美国人呢？”

“要是！他一定会倒向美国人！”

“算了，我不再说了。俗话说得好：走着瞧。历史会证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您对历史研究得不怎么样，只用丘吉尔的书研究历史，如果只靠丘吉尔，就会犯大错误。犯很大的错误。”

“可是我们并不依靠丘吉尔。”

“你们靠了，靠了。”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苏联提供的数十亿钱。”

“瞧你们，真是庸人，小市民！小市民。谁都不能否认……瞧你们说的！”

“赫鲁晓夫吹着口哨走了。”

“你们去哪儿了呢？吹着口哨。你们在哪儿吹了口哨？哪怕把责任推给别人。不，不能这样……我有时候责备你们。在你们看来，我们国家要等200年后才能有社会主义。所以最好让我们来干点实事。

“我看，这是上好的美国水果——穗桔。我想，格鲁吉亚人可以学着种。”

“我们已经有了某些资料，但还不够，”克万塔利阿尼说。

“应当学，这是很好的水果，我建议你们种。”

“要是战前我们没有把每个铜板都投到经济中，要是我们这样随意挥霍，我们就不能获胜。”

“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应当弄清是非了。”

“宣传机关应当作出解释。”

“但是我们不能重复宣传的错误，也不能重复它的缺点。”

“电视播送了我们把体育综合体送人的消息。综合体开幕时，甚至都没有说，这是苏联送的。”

“这里有穗桔，请挑吧，要美国的还是古巴的……”

“古巴靠我们生存，就让它靠吧。”

“它什么也没有靠。”

“也让智利靠我们吧。”

“不，不行。我议论这个题目时很谨慎……可是你们是政治上的大庸人，”莫洛托夫对绍塔·伊万诺维奇说。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还清楚地记得您的话。我说，我舍得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给智利，而您却说：‘工资算什么？为革命应当献出生命！’您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还远没有到要献身的地步。”

1973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