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危机编辑

罗马帝国在公元三世纪所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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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是公元235年 — 公元284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的危机。由于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这种全面的混乱现象，历史上称作“三世纪危机”。

安敦尼王朝的繁荣仅仅维持了60多年，到马可·奥里略时代，罗马的“黄金时代”与“罗马和平”同趋结束。在他即位的第二年，东方爆发了安息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不久，西方的多瑙河上又传来了边警。公元167年，有两支日耳曼人渡过多瑙河，其中一支一直打到意大利的北部，迫使马可·奥里略亲自带兵抗敌。西方的战争还未结束，东方的叙利亚又发生了新的叛乱。东方的叛乱虽得以平息，但多瑙河上的战争却已形成长期不决的局面。

康茂德继位后，与日耳曼人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帝国在表面上维持原有的疆界，实际上却允许日耳曼人以“同盟”的身份迁居于帝国境内，并且为帝国服兵役，替帝国守边。从此帝国边境就不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为后来“蛮族”的大举入侵开了方便之门。

马可·奥里略和康茂德的挫折，并非是单纯的军事失利，而是帝国内部由盛转衰的征兆，在它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到三世纪，这个危机便暴露无遗。

此次危机与帝国以前遭遇的危机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能够克服的危机，后者则是只能疲于应对并终将导致灭亡的危机。从前的罗马人只要坚持发扬自己的特点就能够克服出现的危机，而这段时期的罗马人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已经竭尽全力，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结果只能导致危机愈发严重。

爆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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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不足

三世纪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于奴隶制度已走至穷途末路，从而导致各种经济部门衰落，各种矛盾激化，引发了全面危机。帝国初期劳动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出现了带轮的犁、割谷器、起重装置、排水机等先进工具。这些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要求生产者对劳动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奴隶是被迫劳动的，对劳动丝毫没有兴趣。他们往往虐待牲畜、破坏工具。这意味着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排除了使用新的生产工具的可能性。

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奴隶的大量死亡，并且激起奴隶的反抗。奴隶不断的逃亡和暴动，给奴隶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论农业》中讲到农业的衰落时说道：“……事情不在于上天的愤怒，而毋宁说是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们把农业像交给刽子手去惩办那样地交给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他们（奴隶）把做工和其余的牲畜牧放得很不好，土地耕种得也很恶劣，……他们不关心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种子会不会得到丰收，他们在打谷场把一部分粮食贮藏起来，或者用漫不经心的工作在打谷时减少粮食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由于帝国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奴隶来源相对减少，奴隶的价格也不断提高。奴隶主企图用家生奴隶补充奴隶来源的不足，但是家生奴隶的培养、教育耗费较大，比高价买来的奴隶更不合算。使用奴隶劳动已经越来越无利可图。

经济衰败

帝国的上层结构更使衰退的奴隶制经济不堪忍受。到了第三世纪，皇帝的宫廷、官僚体系、军队都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维持这套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帝国政府必须支出巨大的经费。公共庆典挥霍无度。据统计，一世纪时罗马全年的节日为六十六天，二世纪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天，三世纪时则增至一百七十五天。在节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所有开支皆由国库支出。为此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把缴足税收的责任强加在各地城市库里亚的头上。如果一个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额，这个地方库里亚的成员就要担负补足责任。在过去，富有的市民把置身市库里亚看做是政治权利和社会荣誉，现在却把它视作是可怕的负担。有的人宁可逃位而去，在位的也日趋穷迫。此外，政府还常常采用发行劣质货币应付紧迫的开支。三世纪初，金币含金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七。新的银币，安敦尼币含银量仅百分之五十。三世纪中叶，银币用铜铸造，外包一层银，含银量只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劣质货币的发行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而足值的旧币则被收藏保存，更影响了货币流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物价上涨，而且出现了物物交换的现象。城市经济开始走上了普遍衰败的道路。

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的衰落是互相联系的。在奴隶制大田庄繁盛的时期，各地的农业曾有过较高的商品生产率。粮食、葡萄、橄榄都有过较大的市场。三世纪以后，大农庄生产日趋萧条，对市场的供应日益减少，加上城市商业的衰落，这个萎缩的趋势更加迅速，结果是大农庄越来越变成了自给自足的整体。缺少奴隶劳动的大农庄，只得放弃大规模的耕作，把大农庄的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分租给隶农耕种。

经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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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的危机表现是，农业萎缩，手工业衰落，商业萧条，财源枯竭。农业的衰落在于奴隶制农庄已无利可图，隶农制的出现虽一度调整了生产关系，但只形成了一些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地产，不可能对市场提供大量的农产品。伴随着对隶农剥削的加重和隶农对主人依附的加强，隶农原有的自由身份也逐渐丧失，结果隶农制初期对于社会生产的一定积极意义也消失了。广泛使用奴隶的矿山和手工业作坊的衰落导致商业和城市的萧条，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的枯竭。

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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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危机表现是内战与皇位更迭频繁。康茂德被杀后，爆发了4年之久的皇位争夺战，公元193年，潘诺尼亚总督塞维鲁获胜，建立了塞维鲁王朝（公元193-235）。然而这个靠讨好军人而存在的王朝是短命的。尽管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继位后，颁布了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的敕令，可仍然无助于统治的稳定。最后，这个王朝依然是在军人的哗变中灭亡了。此后，从公元235年至284年，大约有26个皇帝，其中只有1个是病死的。

阶级与民族关系方面的危机，表现在国内民众起义不断，先后有公元273年的罗马造币工起义；263年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小亚细亚、北非的暴动等。但规模最大、时间较长的暴动，应该是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它持续了200余年。日耳曼人中的法兰克人、哥特人等都突破帝国西部边境，进入罗马帝国。东部的萨珊波斯兴起，与罗马争夺西亚并在公元260年俘虏了罗马皇帝瓦勒里安。

虽然忠于帝国的帕尔米拉贵族奥迪纳图斯成功击退了波斯人，但在公元260年的秋天，帝国远日耳曼行省总督波斯图穆斯自立为帝，高卢从帝国版图中分离了出去，成立了高卢帝国。

公元267年，奥迪纳图斯不幸被其外甥杀害，他的妻子芝诺比阿攫取了帝国东方的最高权力并造成此区域事实上的独立，自称“东方女王”，从此，帝国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