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3年至1997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2014年12月，“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

中文名：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外文名：Joseph Eugene Stiglitz

国籍：美国

出生日期：1943年2月9日

毕业院校：麻省理工学院

职业：经济学家

主要成就：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出生地：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自2000年起，斯蒂格利茨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典礼上特别说明，在当年的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他的有趣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的常识一样。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 。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他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小城，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使他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他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对社会活动也很感兴趣。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学生会主席。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

斯蒂格利茨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0年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兼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所（BWPI）主席 。

2011至2014年，他是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

经济学

作者名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作品时间2010-7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读者群。先后被译为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中文和拉脱维亚文等。在前三版的基础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继续与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卡尔沃尔什合作，对课本进行了全面改写和简化.井对数据和案例进行了更新。在第四版中，作者继续致力于将...

2007年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2006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保险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它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和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他提到：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在给波兰尼《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他指出：”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 。

教科书

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有其突出的特点。

本书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同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的评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读者既可以从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该学科的最新发展又能够有充分的了解。

作者给予了信息经济学足够的篇幅。信息经济学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分支，并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影响（斯蒂格利茨正是因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而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诸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类的概念已从前沿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般的政策讨论。斯蒂格利茨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进行了详细讨论。

与竞争模型贯穿整个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传统写法不同，斯蒂格利茨对不完全竞争的关注贯穿整个微观经济学部分，并且还给出了两章的篇幅讨论不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

其他教科书中一带而过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金融），本书给予了认真的处理。实际上，据笔者所知，在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中，只有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才为读者展现了金融问题如何与当代经济学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者不仅说明如何可以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引入时间和风险，而且说明了它们如何与传统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其他一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为了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读者必须了解厂商是如何融资和管理的，而斯蒂格利茨从一系列简单的经济原理入手为读者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背景。

本书十分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和经济增长。读者通过三个模型——从微观基础上建立具有灵活价格的增长模型、存在失业的固定价格模型和价格与工资缓慢调整的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模型，对宏观经济学能够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更准确的把握。同时，这种处理方法使读者在一开始就能了解到增长问题的重要性。作者还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就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技术进步（第17章）。

国际经济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具体反映，并将它融入到了全书的分析中，比如，对诸如贸易问题和贸易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的决定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在国际方面的含义都辟出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

这部教科书充分反映了作者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特别是其几乎每章都有的“政策透视”专题，涉及到大量政策问题实例。比如“再造政府”、微软反托拉斯案、和平红利、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公司化等。另外，几乎每章都有的“经济学应用”专题则用一些实例来说明基本的经济学思想。即使单独阅读这些专题，也饶有趣味。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做新序，还为中译本加写了一章，即最后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对中国读者来说，它是该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读者在掌握了西方经济学原理之后，可以通过这一章来学习如何利用现代经济理论来分析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2010年该书已出版第4版。

媒体评论

“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将恶性抬头，这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沙特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出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德国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此文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2010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2010年文章发布时，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美国对此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 。